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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江西省部分电信运营商的营业厅在办理电话卡时,要求用户提供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银行流水等额外材料,有的还要求用户预存500元至1000元话费、审核其房产证或营业执照。相关情况一经报道,很快引发关注。事发后,江西省通信管理局回应称,已责成企业排查整改,相关运营商也调整口径,表示办理电话卡流程已经简化。
在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这出给用户添麻烦的“闹剧”得以落幕。与此同时,这也再次反映出个别地方、个别单位把“反诈”当成万能理由,凡事加码、层层设卡,把责任全部推向普通民众的问题。唯有从根本上针对这类问题进行反思与纠正,才能避免类似“闹剧”在未来再次上演。
根据我国现行法规,用户办理电话卡应当实名。然而,《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仅要求办卡用户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实人认证即可,而不需要附带其他证明材料。2022年出台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也只要求对异常号码、涉诈账户展开分级核查与动态管理,并未授权运营商要求普通市民出具额外材料。关于“无犯罪证明”,公安部更是早已明确,无犯罪记录证明只在升学、参军、就业等特定情形中开具——办理电话卡显然不在其列。
从法律逻辑上说,凡是关系到公民个人权利义务的事项,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运营商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没有权力以“反诈”为名凭空要求办卡用户“自证清白”。让群众为了办一张卡跑派出所开证明,与其说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不如说是为了推卸责任而向外“甩锅”。
某些地方营业厅的这种做法,表面上似乎是小心谨慎,实则已经落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如此繁琐的办卡流程,能不能卡住那些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不好说,但肯定会对正常用户造成大规模的“误伤”。正如有网友所言:“为了防骗,把诚实人先当成骗子审一遍。”这样的逻辑,显然站不住脚。
事实上,有关部门在反诈治理方面已经有相当完备的技术和制度手段。运营商完全可以通过后台大数据核验、异地比对、号卡风险识别等方式,实现精准防控。电信部门与公安、银行之间也完全可以建立信息共享渠道,对异常号段、可疑交易做到动态监测。换句话说,要防范诈骗,并不需要靠电信运营商在窗口前给用户“加码”堆砌程序,更不应让群众自己承担相应成本。
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地方在执行中,将风险防控与对特定人群的筛查混为一谈。要求外地身份证用户额外提交材料,本质上是将用户的地域属性与其“风险指数”挂钩,这种管理方式不仅不公平,也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治理初衷。
反诈是一项长期工作,容不得轻慢疏忽,但也不能随意“越位”。从治理角度看,真正有效的反诈,需要对风险因素精准识别。运营商的责任是在办卡关口依法依规筛查异常状况,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监管部门的任务,则是把政策边界划得更加清楚,既要保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也要避免下级单位层层加码。公众的权利,也应得到明确保障:普通用户办卡,只需遵守实名制规定,其他材料一概不应成为“必备选项”。把这些事都做好,才能既守住社会安全的底线,也让公共服务有质量、有温度。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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