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末,刚结束一场激烈中美谈判的特朗普,坐进演播室,接受了一场长达60分钟的专访。
而整场访谈,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沉浸在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怨恨与后怕之中,矛头直指他的“内部敌人”——美国民主党。
主持人的开场本是常规套路,问问中国,提提俄罗斯,聊聊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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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题很快就被拖向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暴风眼,即司法部近期对民主党人物的系列调查。
当主持人直接抛出那个尖锐的问题:“你是否在利用司法部,对你的政敌搞‘政治报复’?”时,效果如同点燃了炸药桶的引信。
特朗普的反应不是简单的愤怒,更像是一种积压已久的爆发:“政治报复?真正被起诉的人是我!是你眼前的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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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连珠炮似地控诉,民主党对他发起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弹劾,一场又场的诉讼。在他看来,自己能安然坐在那里,并非因为对手仁慈,而是因为他自己“赢回来了”,即赢得了上次选举的胜利。
他随后给出了一个极其沉重的假设,带着几分劫后余生的战栗:“如果我没能在上次大选中赢回来,现在要么在监狱里,要么早就被他们的‘政治迫害’弄死了。”
这种将政治对手描绘成欲置自己于死地的“内部敌人”的叙事,为整场访谈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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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言论还属于政治指控的范畴,那么他首次在媒体面前详细还原的FBI“抄家事件”,则充满了个人化的、令人不安的细节,将这种“你死我活”的叙事推向了高潮。
他描述的景象,更像是一场针对私人宅邸的准军事行动:不是三五名调查人员,而是“70到80个,甚至接近100个全副武装的FBI探员”,携带枪支,涌入他的家。
他们不仅将住所查封,更是“从里到外翻个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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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特别强调了两个极具羞辱性和侵犯性的细节:探员们仔细翻找了他妻子梅拉尼娅的“每一个衣柜”、“每一件衣服”;他们甚至不放过户外,排查了“家外面的草皮底下”。
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搜查方式,在他口中,目的远非寻找证据那么简单,而是赤裸裸的恐吓与摧毁。
讲述这段经历时,特朗普的情绪底色远不止于愤怒,更多是一种深刻的“后怕”。他反复强调,“他们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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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凸显自己所受的“不公”,他立刻对比了拜登家族的“特权”。
他讽刺拜登拥有一支“神奇的特赦钢笔”,曾公开承诺不特赦儿子亨特,最终却对“罪行累累”的亨特“大笔一挥”。
反观自身,他指控民主党对他进行“栽赃陷害”,声称对方将不利“证据”放入他妻子的抽屉,并将他家的私密照片肆意泄露给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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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控诉中,特朗普清晰地勾勒出他心目中的政治现实:他与民主党的斗争,早已超越传统的政见之争,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存亡战争”。
他所有的行动,包括未来可能对拜登、佩洛西、奥巴马、希拉里等“潜伏在水里的大鱼”进行的“对等报复”,其根本动机都源于一种最原始的生存本能,即确保自己下台后不会遭到更残酷的清算,乃至“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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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当下的强硬是未来安全的唯一保障。
与谈及内部斗争时那种情绪失控、细节丰富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话题被主持人拉回到中国、俄罗斯等“外部对手”时,特朗普仿佛瞬间切换了模式,从一个饱受迫害的“幸存者”,变成了一个精于算计的“战略现实主义者”。
主持人问特朗普:“中国对美国究竟有多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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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顺势渲染“中国威胁论”,反而给出了一番相当冷静,甚至略带“尊重”的评估。
他首先承认中国是威胁,但随即补充道“其他国家也是”,并且指出“我们对中国来说也是威胁”,认为这只是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的常态。
他最关键的表态在于明确了“我们(中美)现在的关系很好”,并且提出了“要和中国合作,而不是简单地打败他们”的路线,认为“中美的合作能让美国变得更强大、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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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务实、甚至倾向于合作的态度,与他几分钟前抨击民主党时那种咬牙切齿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
在评价中国和俄罗斯的谈判者时,他用了“强硬、聪明、在谈判桌上非常优秀,可不是好惹的”等词语,语气中透露出一种对等棋手的认可。
他还不忘踩一下欧洲盟友,说和中俄谈判,对方不会像欧洲人那样闲聊“天气真好”,而是严肃、认真地交锋,并直言“一般人应付不了,拜登更应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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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也没忘记吹嘘自己的“政绩”。
比如,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朗读自己“上任8个月就结束了8场战争”的清单,涵盖印巴、泰柬等地。
他还夸口在委内瑞拉方向“打沉了8艘毒品船”,声称每艘船上的毒品会害死2.5万美国人,因此他“拯救了20万美国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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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主持人抓住逻辑漏洞追问:“你既然是‘和平总统’,为何俄乌战争还在继续?”时,他立刻甩锅给拜登,称“这是拜登发动的战争!不是我!民主党人窃取了我的大选胜利,然后发动了这场愚蠢的战争!”
当主持人追问委内瑞拉局势的升级风险(“美军是否会登陆?”)时,他又开始含糊其辞,以“我不会告诉你;你是个很棒的主持人,但你别再问了”来回避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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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烈的态度反差,恰恰暴露了特朗普当前最核心的战略优先级和决策逻辑。
在他的认知图谱里,“内部敌人”(民主党)是腐败、肮脏、不讲规则、欲置其于死地的首要威胁,这场斗争关乎他个人的生死存亡和政治生命。
而“外部对手”(尤其是中俄),虽然强大且充满竞争性,但他们是“守规矩的睿智竞争者”,博弈是在明面上按规则进行的,是可以预测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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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内忧”远大于“外患”的排序下,维持与中国的相对稳定关系,甚至寻求合作,就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这并非出于他对中国有什么特殊好感,或是在战略上转向亲华,而是一种极其现实的考量:他迫切需要一個稳定的外部环境,特别是需要避免与另一个世界大国陷入激烈对抗,从而能够集中所有政治资源和精力,来应对国内那场他认为决定自身命运的“生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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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合作,在他看来,可能非但不是妥协,反而是一种幸运,是为他打赢内部战争提供宝贵喘息空间的“战略必需”。
通过这场专访,我们看到的或许不是一个遵循传统华盛顿剧本的美国总统,而是一个将美国国内政治视为修罗场的斗士。
他的言行举止,无论是充满细节地控诉“抄家”之辱,还是异常冷静地谈论对华合作,都紧密服务于一个最高目标:在他认为凶险无比的内斗中生存下来,并最终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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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美国两党斗争推向了一个更具个人化、更强调肉体消灭和法律清算的新维度,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其带来的恶性循环可能将深刻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
对于关注世界局势特别是中美关系走向的我们而言,理解特朗普的这种心态至关重要。
这意味着,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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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贸、科技等具体领域,竞争和摩擦大概率会持续甚至加剧,因为这符合其“美国优先”的竞选承诺和国内政治需求。
但在总体战略层面,他反而可能有强烈的动机去维护中美关系的“斗而不破”,避免局势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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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个高度紧张、甚至走向直接对抗的中美关系,会严重分散他应对国内“内部敌人”的注意力与资源,这与他最核心的生存利益相悖。
不过,特朗普的善变,也是中美关系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中方必须时刻做好应对之策,坚定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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