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平日里被日军飞机炮火威胁的成都城内却一片素白,平日里不怎么出门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送上挽联为王柏龄送别。
王柏龄去世后如此大的牌面与其说是一位上将的哀荣,不如说是对一段跌宕历史的集体缅怀。这位与蒋介石同窗、同袍的保定军校生,黄埔军校的重要筹备者,最终在政治与军事的漩涡中,从权力巅峰跌落至佛门青灯,曾经的枪火和权斗,如今都是一抔黄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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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人和
说起来,王柏龄的革命之路,堪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典型代表。
1903年,14岁的王柏龄弃文从武进入南京陆军小学,三年后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与蒋介石、张群等人成为同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柏龄回国参战,从沪宁光复的连长升至团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又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骑兵科毕业。那个时候日军陆军士官学校的文凭可是一个民国军队中的通行证,可以说是响当当的硬通货。
1916年经蒋介石引荐,王柏龄加入居正领导的山东讨袁军,历任参谋、代参谋长、旅长,并在云南讲武堂任教七年。
这样“军政双修”的经历,使王柏龄成为兼具军事理论与实战指挥的稀缺人才,在1924年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时,他自然也被列入筹委会核心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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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情谊
若说王柏龄崛起是“时势造英雄”,那么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则是“英雄相惜”的典型。
蒋、王二人同赴日留学,在振武学校加入同盟会,这样“同窗+同袍+同志”的三重纽带,让蒋介石对他始终另眼相看。
1923年,蒋电邀其赴广州任大元帅大本营高级参谋;次年黄埔筹建,王柏龄不仅是七人筹委之一,更出任教授部主任,从选址、教材到教官招聘、军服设计,多有亲为。
时至今日,有一张照片流传很广泛,在这张图里孙中山居中,蒋介石在右后,左后正是王柏龄,其地位可见一斑。
而此时的王柏龄也堪称蒋的“左膀右臂”,他力邀叶剑英任副手,主导“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并立,还在黄埔军校特支委员会任组织委员,深度介入国共合作。
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王柏龄任教导第二团团长,与何应钦的教导第一团形成“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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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在东征棉湖一役,何应钦以千余人击溃万余敌军,一战成名;而王柏龄的教导第二团却在淡水城下溃败,他本人一度临阵脱逃。
这种反差,让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来评估两人价值。能力不足已经相当致命,而此时王柏龄的私生活也受到大家的指责,他沉迷烟酒赌色,北伐期间甚至流连妓馆,致南昌战役中孤军冒进,被孙传芳反包围,几乎全军覆没。
老蒋虽怒其不争,但仍念同窗之谊,仅撤军职,改任长江要塞司令。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柏龄虽连选中央执行委员,却再无实权。后来,当何应钦凭棉湖威望成为“蒋何系”核心时,曾经一度炙手可热的“蒋王系”已名存实亡。
一切有迹可循
说起来,王柏龄的沉沦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的产物。
从能力上来老,王柏龄缺乏何应钦的严谨与韧性。何应钦性格上再怎么不堪,但是他以军校为家、事必躬亲。而王柏龄则是让副手替自己干,还贪图享乐。
这样的差异,在战场就会被放大。而有意思的是,晚年的王柏龄试图通过皈依佛门、修缮扬州重宁寺、五亭桥等寻求寄托,却因丑闻(如与外甥媳之事、逼死妻妾)再损声名。
等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王柏龄随政府西迁重庆时,他已沦为“政治花瓶”中看不中用了,虽然黄埔名宿的面子倒是还在,但是实权早被陈诚、白崇禧等后起之秀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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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龄有留日背景、军校资历与同窗之谊,却因性格与战略失误,从巅峰跌落至青灯古佛。与之对照的何应钦,同样出身保定、参与黄埔筹建,却凭棉湖战绩与严谨作风成为国府“二号人物”。
1942年,王柏龄的骨灰归葬扬州瘦西湖畔熊园时,这位昔日“黄埔元勋”已鲜有人问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之前再高的地位如今也不过是一捧黄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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