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城市座次重排：东莞“翻盘”，金华“超车”，动力源早已改变

最新外贸城市排位赛透露了什么关键信号？答案藏在第五名的更迭里

当一些城市感叹外贸难做时，它们为何能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27.24万亿！前三季度外贸50强城市榜单出炉，东莞反超宁波透露产业之变

外贸格局生变：东莞重返第五城，金华、防城港成黑马，背后是中国制造的战略转型

中国外贸的“城市力量”正在经历一场静水深流的深刻变革。海关总署公布的2025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在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体实现4%同比增长的背景下，主要外贸城市的业绩单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图景。深圳、上海作为外贸双雄，进出口规模均超过3万亿元，继续稳居前列，展现了头部城市的强大定力。然而，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激烈的中场竞争之中：东莞以14.4%的同比增速，实现了对宁波的超越，重新夺回全国外贸第五城的席位；而以“世界超市”义乌闻名遐迩的金华市，其进出口总值达到7906.6亿元，同比增长20.7%，排名实现了连续跃升，成为一匹引人瞩目的黑马。与此同时，烟台、西安等城市也凭借超过16%的增速，在外贸版图上持续进阶。这场看似简单的排位变化，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在外贸新形势下动能转换、结构优化和韧性增强的积极信号。

东莞的“翻盘”绝非偶然，而是其多年来积极推动市场多元化和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细察其贸易伙伴结构，变化尤为显著：前三季度，东莞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高达38.5%，对拉丁美洲、印度、中东地区以及中亚五国的进出口增速也分别达到10.4%、15.3%、34.2%和55.2%。这些数据清晰地勾勒出东莞乃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外贸航向的调整轨迹——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新兴市场。这种主动的多元化布局，有效对冲了部分传统市场需求波动带来的风险，为外贸增长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此外，东莞坚实的制造业基础，特别是其在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领域的优势，为其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提供了支撑。这种从“客户集中”到“市场分散”、从“依赖单一产品”到“培育多元优势”的转变，正是其外贸韧性增强的关键所在。

金华市的异军突起，则生动诠释了“小而美”产业集群与新型贸易方式相结合的巨大潜力。金华的优势在于其拥有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以及由此形成的极其高效和灵活的供应链网络。前三季度，金华市出口额达到6993亿元，同比增长21.1%，对浙江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一半。其出口产品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代表制造业实力的汽车零配件出口同比增长41.8%，而更具科技含量的电动汽车出口更是暴增147.9%。同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家具等，也通过设计创新和品牌培育，实现了超过30%的出口增长。金华的实践表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不仅仅依赖于大宗商品或重型装备，通过“市场采购贸易”等便利化方式，将无数“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小家电乃至新能源汽车配件高效输送到全球，特别是对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金华对非洲出口规模稳居浙江第一，对东盟出口增速达43.9%），同样能构建起强大的、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这种“全球市场毛细血管”式的渗透力，是其实现排名“二级跳”的核心动力。

放眼全国，类似东莞、金华这样通过挖掘新动能实现外贸亮眼表现的城市并非孤例。广西的防城港市，凭借其“边关+海港”的独特区位优势，积极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前三季度进出口增速高达30.3%，成为一匹耀眼的“边陲黑马”。中原重镇郑州市，在外贸基数已经不小的前提下，依然实现了25.3%的高速增长，其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持续增强。西北的西安市，不仅进出口增速达到16.2%，其贸易结构也发生着积极变化，代表本土企业实力和产业链完整度的一般贸易方式占比提升，集成电路、汽车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显示出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的坚实迈进。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大进大出”的规模效应，而是在“优进优出”上下足了功夫，将外贸增长建立在产业升级和市场拓展的双轮驱动之上。

城市外贸格局变迁的背后，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整体向“新”向“优”迈进的大趋势。根据海关数据，前三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其中，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在内的“新三样”产品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同时，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仪器仪表等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也显著高于平均水平。这一变化在多个外贸城市中得到印证：深圳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其中锂电池、集成电路等产品成为重要增长点；苏州、合肥等城市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出口表现突出；常州、芜湖等地也凭借在特定细分领域的产业优势，实现了外贸的快速增长。这表明，中国出口的“含金量”正在稳步提升，从过去的“汗水驱动”越来越多地转向“创新驱动”。外贸竞争力的源泉，正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品牌、质量和供应链效率的综合优势。

此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也为外贸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跨境电商的兴盛，使得像广州这样的传统商贸名城，能够通过数字化手段赋能庞大的服装、家居等产业带，更精准地触达全球消费者。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的完善，则让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一跃成为开放前沿，探索出“跨境电商+产业带+中欧班列”的陆路外贸新范式。这些创新有效地打破了地理条件对外贸发展的制约，为更多城市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创造了条件。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同样功不可没，从海关推出的通关便利化改革，到各地政府积极组织企业赴海外参展、开拓市场，再到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都为外贸企业轻装上阵、搏击风浪提供了有力支持。民营经济在外贸中的主力军作用愈发凸显，其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灵活的应变能力，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在外贸格局重塑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传统外贸重镇面临转型升级的阵痛。例如，佛山、福州、泉州等城市的前三季度进出口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从另一个侧面警示，依赖于特定产业结构或传统市场的路径，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全球贸易环境中可能面临挑战。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积极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是这些城市亟待解决的课题。这种区域间的分化，恰恰说明了主动求变、顺应趋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外贸城市排位的变化，如同一面多棱镜，从多个角度映照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它清晰地表明，中国外贸的基本盘依然稳固，但增长的动力源正在发生深刻的切换。从深圳、上海的稳舵领航，到东莞、金华的强势突围，再到防城港、郑州、西安的异军突起，一幅更加多元、更富韧性、更可持续的中国外贸新版图正在勾勒成形。这场变局的核心，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排名得失，而在于中国城市正集体朝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国际竞争舞台迈进。它们用实打实的数据和生动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坚持创新驱动，持续优化结构，积极开拓市场，中国外贸就有能力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破浪前行，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