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也是王光美的哥哥

很多人都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银幕上李侠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收发情报、最后牺牲的场景，让不少人掉过眼泪。

可能有人不知道，李侠的原型之一，就是我国电子事业的功臣王光杰，后来他为了革命工作，改名叫王士光。

更让人熟悉的是他的妹妹，就是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

王家一共12个子女（7子5女），王光杰是最早走进革命队伍的，王光美后来能走上革命路，多半也是受了这个哥哥的影响。

王光杰 1915 年出生，关于他的出生地，常被提及是天津，这也有道理 ，王家原籍本就在天津，是当地有一定根基的家庭。不过他的父亲王治昌当时在北洋政府任职，先后担任商务司代理司长、农商部工商司司长，长期在北京办公生活，所以权威资料显示，王光杰明确出生于北京。

不管出生地具体是天津还是北京，他从小成长在这样一个重视教育的官宦家庭里，父母对子女的学业从不含糊，家里不管男女，都能得到读书的机会，这也为他后来的学霸之路打下了基础。

王光杰打小就聪明，读书从来不用大人操心，一路成绩都拔尖。后来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按说这可是无数人挤破头都想进的顶尖学府，可王光杰读了一阵，心里总觉得不对劲 ，那时候国家正处在危难中，日本人步步紧逼，华北局势越来越紧张，他总想着学一门能实实在在帮上国家的技术。他在北大的实际专业是物理系，偶然间接触到无线电，他一下子就入了迷：“这东西能传消息、能通情报，要是能用在革命上，比单纯学物理有用多了！”

就这么着，王光杰做了个在旁人看来 “疯癫” 的决定：从北大退学重新考清华大学电机系，专门学无线电。那时候清华的电机系难考得很，数理要求极高，他凭着一股韧劲，白天泡在图书馆补专业课，晚上挑灯刷题，还真就考上了。

在清华的日子里，他不光钻研技术，还常和进步同学凑在一起，偷偷传阅《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些革命书籍。

1938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方便开展地下工作，避免家人受牵连，在1939年8月撤离天津、进入平西革命根据地后正式更名为王士光。

1938 年 8 月，形势更紧了，天津已经被日本人占了，街上到处是带着刺刀的日本兵和特务，捕杀革命群众的事天天发生。我党北方敌后组织急着要在天津建一部秘密电台，用来配合冀东的游击战争，把延安的指示传下去，把敌后的情报送上来。

任务危险，既要懂技术能装电台，又得沉得住气能在敌人鼻子底下藏住，组织上筛选了一圈，最后把任务交给了王光杰， 论技术，他是清华电机系的高材生；论可靠，他是党员，心里装着革命大局。

装电台对王光杰来说不算难，难的是怎么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藏住电台，还能安全收发报。组织上考虑得周到，派了一位叫王兰芬的女同志来配合他，两人假扮夫妻住在一处，这样日常往来才不会引起邻居和特务的怀疑， 之前有些叙事里称她 “王新”，其实是简化了她的本名，王兰芬才是这位革命女战士的真实姓名，这样称呼也能避免和其他同名人士（比如后来的丁肇中夫人）混淆。

两人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现重庆道附近）找了个小院住下，王光杰选这个地方有自己的心思：英国兵营里日常用电台联络频繁，电波信号多且杂，我方电台的微弱信号混在里面，日本人的监测车很难精准捕捉到；而且兵营周边有一定的警戒范围，普通闲杂人等少，相对安全。

白天，他们就像普通夫妻一样过日子，王兰芬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洗衣，遇到邻居就笑着打招呼，偶尔还会聊几句家常；王光杰则化名“吴厚和”，装作在家看书、整理账目，公开职业为天洋商场电料行技师，手里总拿着算盘，一副 “生意人” 的模样。谁也想不到，他们家衣柜后面的角落里，藏着一部能连通延安的电台 ，这是王光杰用零散零件一点点组装起来的，机身上还裹着布，怕发出声响。

到了深夜，等街坊邻居都睡熟了，整个天津城只剩下巡夜的打更声和日本兵的岗哨咳嗽声，王光杰才悄悄把电台搬出来，关紧门窗，拉上厚厚的窗帘。他坐在小桌前，指尖在电键上轻轻敲击，“嘀嘀嗒嗒” 的声音压得极低，只有他和王兰芬能听见。

中央的指示、毛主席对华北敌后斗争的部署、八路军四纵在冀东打胜仗的消息，都是通过这小小的电台，从天津传到各个革命根据地；而游击区的敌情、群众的需求，也从这里汇总后传到延安。那时候他最怕的就是日军对干电池的管控， 干电池消耗快还不好买，只能通过拆解旧收音机电池反复使用；更怕日本人突然搜查，每次收发报，他手心都攥着汗，耳朵留意着门外的动静，可凭着细心和谨慎，他从来没出过一次错。后来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提起天津这部电台，都忍不住称赞：“这真是中国北方永不消逝的电波！”

在日复一日的并肩作战中，王士光和王兰芬因为共同的理想、彼此的信任，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他们一起应对过特务的突然敲门检查，一起在停电时用手电筒照着修电台，一起分享收到延安好消息时的喜悦。后来经组织批准，这对 “假扮夫妻” 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侣，这段特殊的经历，也成了两人一辈子最珍贵的回忆。他们育有一子王启勋和一女王更，王启勋后从事电子工程研究。

到了 1946 年，解放战争打响了，华北大地到处都是炮火。这时候组织又找到王士光，交给了他一个新任务：去邯郸组建新华广播电台。那时候国民党控制着全国大部分主流媒体，到处造谣抹黑我党，说我们 “破坏和平”“不顾民生”，老百姓很难听到真实的声音；前线的战士们也需要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和全国战局，急需一个能把我党声音传出去的平台。

邯郸当时刚解放不久，条件艰苦，没有现成的广播设备，没有专业的技术团队，甚至连稳定的电力供应都没有。

王士光带着从各地抽调来的几个技术人员，从零开始干。他们四处搜集零件 ，核心设备是缴获的日军飞机导航机改制的发射机，功率达10千瓦，其他零件有的从旧收音机里拆，有的托人从敌占区偷偷运，还有的是战士们在战场上缴获的破损设备；没有播音室，就把一间废弃的仓库打扫干净，墙上钉上麻袋隔音；没有调试仪器，王士光就凭着自己的经验，用耳朵听、用手摸，一点点调整频率。有时候为了一个关键零件，他得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路，晚上就睡在机房旁边的草垛上，机器一有动静就立马爬起来检查。

好不容易电台建起来了，1946年9月1日正式播音那天，王士光守在机器旁，听着播音员清晰地说出 “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看着电波信号在仪表上跳动，他眼圈都红了 ，这声音，是给老百姓的定心丸，也是给前线战士的冲锋号。

后来这部电台成了我党重要的宣传阵地，不仅转播党中央声音，还承担新华社文字广播任务，不管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息，还是解放区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到土地的政策，都是从这里传到千家万户。不少敌占区的群众偷偷用收音机收听，心里渐渐有了对新中国的盼头。

解放战争胜利后，这部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后来发展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王士光也因为在电台建设和宣传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被授予 “人民功臣” 称号，还记了特等功。

全国解放后，王士光没闲着。国家要搞国防建设，电子技术是关键 ，导弹要测控、卫星要通信、潜艇要在水下传递信号，这些都是当时最尖端的技术，国外对我们封锁得严，既没有现成的资料，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他先后担任重工业部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牵头负责这些 “卡脖子” 的技术攻关。那时候他天天泡在实验室里，和年轻技术员一起画图、做实验，遇到难题就组织大家开会讨论，有时候为了一个技术参数，能几天几夜不睡觉。他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说：“咱们不能靠别人，别人有的，咱们得有；别人没有的，咱们也要搞出来，这样国家才能硬气，才不会被人欺负。”

在他的带领下，我国1964年东风-2导弹试验的无线电测控系统、第一套潜艇水下通信系统，都是在克服重重困难后研制成功的，为我国国防电子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8 年8月11日，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士光蒙冤被投入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七年。

监狱里的条件很差，没有书，没有纸，更没有他熟悉的电子仪器，换作旁人，可能早就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了，王士光却琢磨自己脑子里装着一辈子积累的电子知识，他找看守人员反复请求，终于要到了几叠纸和几支笔。每天除了放风，他就坐在狭小的牢房里，凭着记忆一点点整理自己懂的东西 ，雷达的工作原理、通信系统的抗干扰技巧、电子战的战术方法、声纳怎么探测水下目标，想到一点就赶紧记下来，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就在脑子里过一遍技术细节，第二天一早赶紧写下来，生怕忘了。

七年时间里，他就这么一笔一划地写，纸用完了就申请再要，笔写秃了就削尖了继续用，最后竟然整理出了39本笔记。

出狱的时候，他抱着一摞厚厚的手稿，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珍贵。他的平反由周恩来总理直接干预，1974年国庆招待会首次公开露面，1975年正式恢复党籍和职务。

出狱后，他顾不上休息，又花了两年时间，把这些手稿重新梳理、补充、修改，还找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一起审核，最后编成了十二本专著，涵盖了雷达、通信、电子战、声纳等多个领域。后来这些书成了国内电子专业的重要教材，不少大学生和工程师都是靠着这些书入门，有人佩服地说他 “把监狱变成了书房”，王士光只是淡淡笑笑：“只要能为国家留点有用的东西，吃这点苦不算啥。”

后来国家开始评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组织上考虑到王士光在电子领域的突出贡献 ，从秘密电台到广播事业，再到国防电子技术攻关，他几乎参与了我国现代电子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于是想推荐他参评1994年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评选。王士光却主动推辞了，他找到组织上的同志说：“我都七十多岁了，荣誉对我来说不重要。现在的年轻人有文化、有干劲，掌握着新的知识，应该让他们多获得认可，让他们挑大梁，咱们的电子事业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越做越好。” 这份不图名、不图利的谦逊，让不少了解他的人都深受感动。

2003 年6月24日12时30分，王士光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他走的时候，妹妹王光美亲自为他题了十二个字：“人民的功臣，兄弟姐妹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