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中国核工业的最高决策

钱三强

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国力发展，确实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决策。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过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可是到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却大大落后了，而许多新兴学科，特别是实验性很强的如原子核科学等，几乎是空白。1949年以前，虽然北平研究院有一个原子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也设有核物理部分，但是论其当时的工作条件、人员情况，真可以说是徒有其名。以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为例，全所只有五个人，除了我当时兼任所长，还有研究员何泽慧和彭桓武教授，此外有一名助理员、一名事务员。所址一部分在东皇城根一处四合院内。当局每月拨给的全部经费，只够买十几支真空管；室内空空荡荡，仪器设备奇缺，我们只好骑着自行车大小巷跑旧货摊、废品站。我们曾经从天桥拍卖行买回一台旧车床，自己制作了一些简单仪器。

据我所知，1949年以前，中国的其他科学领域也都如此，都是科学家个人凭着为国家富强的热情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在经费拮据、人员不足、手段落后和社会变乱无常的困难条件下，自发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因而长期地形成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两大致命弱点：一是缺乏计划性，谁也没有长期准备；二是彼此缺乏了解，互不联系，难于进行集体合作。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立即着手改变以往的情况，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要发展新兴学科，如原子核科学、实验生物学等。不久，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在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核物理部分的基础上建立了。先是吴有训兼任所长，我任副所长；一年后，我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研究内容包括：实验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宇宙线研究、理论物理、电子学等。仅两三年时间，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核科学家，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东欧和国内有关大学、研究单位纷纷来到所里，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组成了中国原子核科学的研究中心。经费、条件情况也大有改观，仅1950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政府在财力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按预算拨给中国科学院人民币287.2万元，而原子核科学得到了重点支持。

然而，就整体而言，到底基础薄弱，物质条件尚差，还有外部的压力和封锁……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国力发展，确实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决策。

李四光

1955年1月14日，我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到周恩来办公室，在座的还有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讲我国铀矿资源勘探情况，接着由我介绍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了我们的每一句话，并且洞察问题的关键，详细询问了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条件等。然后他告诉我们：“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做点准备，简明扼要，可以带点铀矿石和简单仪器做点现场演示。

第二天，我和李四光按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着许多熟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等。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黑色铀矿石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我国1954年下半年，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

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看着铀矿石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我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做的工作。为了加深直观印象，我把带去的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计数器便立刻发出嗄、嗄、嗄的响声，这时全场都高兴地笑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正浓，还亲自做了试验；有人提出那样这样的问题，询问国内国外的情况，气氛十分活跃。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务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议得出一致结论，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决心。

毛泽东突然语气一转，以哲学家的见解向我提出关于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我随口回答。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他的问题并不离奇，要回答准确却使我作难。只好照实说：“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这是一个预言，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学预言。

事有凑巧。就在同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用具有62亿电子伏能量的质子轰击铜靶时，首先发现反质子；同时，发现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到了吃饭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摆有三桌饭菜，一桌六样普通的菜，多带辣味。我同毛泽东在一桌，坐在他的对面；他左边是彭真，右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同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

席间，彭真向毛泽东提起了我的父亲：“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原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

“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毛泽东回答了彭真，然后微笑着对我说：“最近我读过你父亲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花了不少功夫写成的。”我说。

毛泽东又说：“钱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有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钱先生反驳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是很不容易的。”

最后，毛泽东端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是不是凡属大政治家都很快地对重大科学问题作出判断，能及早把目光投向未来呢？

在美国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事例。那是二次大战正炮火连天，而原子核科学不断有突破性进展的时候，一位原本抱着和平主义立场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出于对希特勒摧毁文明的憎恨和担忧，为西拉德等人有所劝服，于1939年8月2日上书罗斯福总统，提请注意核物理学的最新发展，指明核裂变所提供的一种危险的军事潜力，并警告他，德国可能正在发展这种潜力，美国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德国首先掌握原子弹。

起初，罗斯福对此事并未加以特别重视。尽管罗斯福10月19日给爱因斯坦回信中，提到要任命一个委员会“详细研究你的关于铀元素的建议的可能性”，但是事情仍然进行得很缓慢。西拉德只好再次说服爱因斯坦于1940年3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

与此同时，帮助爱因斯坦转交信件的经济学家、罗斯福的好友萨克斯趁总统用早餐的时间，给他讲述了拿破仑因拒绝科学家建造动力船队的建议，无法渡过英吉利海峡，未能征服英国，结果腹背受敌，饮恨终生。罗斯福从这一教训和科学家的再三提醒中受到启发，决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最先制造出反应堆和原子弹。

我们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说一直是幸运的。国家最高层不单有果断决策，而且实行决策的条件、措施，也都在周恩来的运筹之中。

初时，技术力量不够，周恩来亲自决定从在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中抽调300余名专业接近的学生转学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他批准在北京大学建立技术物理系，从全国各大学物理系抽调一批学生转来专攻原子核科学；不久，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也应运而生。周总理及时提醒我们，要注意做好宣传工作，特别是向各级领导作宣传。于是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北京的有关专家，组成原子能科学技术宣讲团，到各地进行科普讲座；出版了《原子能通俗讲话》，发行20万份……就这样，许多办不成的事办成了，难以出现的奇迹出现了。（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