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南战俘营归国后，我被军事法院判刑5年

何昌健（右4）余光华（右3）

01序

1979年6月5日，在中越外交磋商及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协调下，第三批中越之间的战俘得以交换。

我于当天得以回归，成为为数不多的中方归国者之一，跨过国境线，在两位护士的搀扶下，在距零公里处不到200米的一战地帐篷中简单洗浴后，换上无帽徽、领章的军队便装，迅即登上大巴送到某军队医院。

在半个月的调疗后，便被送到"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的归俘学习队，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学习审查”。

02希冀的归国学习

心底无私天地宽。

我所在的部队是在1979年3月12日深夜承担清剿掩护任务，在穿插中遭敌伏击，当突围占领某独立山头后，被围困至3月14日下午5时左右被俘的。

到学习队，我第一时间把“被俘经过”及在越关押的84天所有情况向工作队和盘托出。

享受“特殊”待遇的我，每一次单独审查都是150师保卫科科长，他身高170厘米以上、块头较大，一双疑似甲亢的眼睛看似有神。

初始审查、较为和蔼，但比起在越南的审讯要严格得多。

到后来，其态度的急转直下，教人难以接受，使我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第八次对我审查的时候，总政治部保卫部付部长及150师保卫科科长给我摊牌说：“何昌健啊何昌健、你如果当时牺牲了，你家里多么的光荣啊！”

此时我知道，我将要承担不死之责。

人就是这样，在艰难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然而在幸福的时候，他可以把艰难忘掉。

获得了再生的人，把当初生与死的处境抛在了脑后，在强大的政治影响下，恨不能再上前线与敌拼杀，在当初被包围、部队失联并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下，全连53人加上沿途搜拢在一起共104人，突围上山后的处境十分危险，我的某些话变成了一言九鼎的“圣旨”。

正确的分析与盲目的行为，必将招致不同的结果。

人是动物、而不是植物，生命是不可再生的，希冀归国的学习队有利于解释自己的言行；但现实是残酷的，学习队时的后期，我已孤独无助，便整天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消磨时光，以减少冷眼的可视率。

1979年的国庆节后，一列软卧专列，把我们（200人左右、主要是448团的）剩余归俘送回到四川，暂时驻扎于原成都军区五七干校即崇庆县的某驻地，无所事事。

一个多月过去了，1月26号上午9时左右，我被通知到二楼有事，刚一进门，便被两个士兵将我双手反扣，并用手铐铐住，在通往大会现场的途中（此时余下的归俘已集中到会场）送押士兵不停的将我的头往下按，以示认罪。

到会场后，见

付培德（副参谋长）

李和平（一连连长）

冯增敏(一连指导员）

刘兴武（八连连长）

李铁桥（八连指导员）

悉数在场，并被统一宣布为“率部投敌的首要份子”而被逮捕。

从此，我短暂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与448团的所有战友，失去了联系。

在我被押往成都军区华阳看守所的后时代，归俘学习队的批判会、声讨会、自我检讨会等，没有少开。

表明惩治这几名“罪犯”是应该的、正确的。

在解决了几名“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后，余下的归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也必须一刀切。

服役满两年的所有官兵一律转业、复员、退伍；不满两年的，通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后继续服役满两年后，退伍。

03悲哀的深陷囹圄

看守所突然送来这么多“罪犯”，够他们忙活一阵子。

两天前，便腾出院内监舍（2014年5月初才知）。最初以为是一些长了獠牙的恶魔，结果是不戴帽徽、领章的参战军人，让看守所大松了一口气。

入狱前十天，我是食如木渣、坐如针毡、夜不能寐。未曾想，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刚从越南的监狱出来，又进了中国的监狱。看守所的纪律是严格的，作息时间如同机器。

早6点起床，10分钟洗漱（我们6人轮流洗，不准见面，更不准对话，靳波半月后送到，便成了7人），半小时就餐，晚上十点就寝，其余时间一动不动地在木板床边坐着、稍有动弹，便招来看守一顿严厉的呵斥、甚至辱骂，我触木板部位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真感生不如死。

政治的幼稚使我想到了身体的重要性，我便用善语与看守试着沟通。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与多名看守的对话中，终于与一名宜宾籍尊名余光华的士兵达成了很多共识。

在他的值班时间里，我可以看到更多的报纸，

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上、下午只允许活动十分钟的监规下，他允许我在活动范围不足两平米的监舍内任意活动，包括下蹲、上跳、做俯卧撑、甚至靠墙倒立等。

使我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巩固。

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能享受如此待遇，我真感三生有幸，我知足了，对余光华感激不语。

遗憾的是当他复员离所时，虽告诉了我他的籍贯及姓名，但因我们的“案子”重大，生死未卜，便忽略了他的临别话语。

未曾想到，今年三月，天涯博客上“巴山的层林尽染“的一篇《县城里当战俘的人》的博客文章发表后，与渔歌（余光华）的《我曾关押中越战争中我军部分归国战俘》的网络文章相关联，两篇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个人居然是我，通过网络联系，得到确认后，我便于5月上旬，专程前去宜宾谢恩。

老友相见，触景生情，使我潸然泪下，他不但没有用歧视的眼光看待我，而是一口一个何排长、并以朋友的礼仪盛情盛宴招待了我，怎不教人感激不已。

与此同时，通过渔歌（余光华），我与同样失去联系30多年的靳波等战友，加上了QQ好友。

阴冷的监狱生活令人窒息，残酷地折磨着人的意志，但我坚信，只要能重归故里，必将有施展才能的天地。

1979年50军军事法院的判决如下：

“为了教育部队，特依法判处煽动投降犯何昌健有期徒刑五年”。

判决后，我两手一摊，喃喃自语道：

我何罪之有？

答曰：

小何，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

判决后的十天里，我没有上诉，我知道，在当时的背景下，上诉是徒劳的。

苍天有泪化作雨。

1979年6月28日上午，在滂沱大雨下，囚车把我们五人（付培德、李和平、冯增敏、刘兴武）送到了四川省劳改局直属医院即金堂县清江公社的201医院，开始了我长达3年半的“劳动改造”生活。

在201农场（种植蔬菜、水果等）的三年半里，除了参加正常的劳动外，我积极参与并组织了很多场歌咏比赛、文艺演出（自演自看）篮球比赛、带领出早操等。200余人的队伍基本是人人参与，个个出力，极大的活跃了监狱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不仅两次回家探母，还提前一年回到了故乡。

虽有1983年末的国内形势，被迫多滞留四十多天于劳改队，但比起多呆一年，又宽慰了许多。

04短暂的军旅生涯

我是1976年3月入伍的军人，

1978年6月提为150师448团一连3排排长。

其间，当过改40火箭弹兵，步兵。

在部队入团、入党，

担任过副班长、班长。

率班到一墙之隔的成都军区步校作班进攻、防御示范演练、防化示范演练，担任过新兵班长，多次进团教导队、军体队集训。

参加过团篮球队的集训。

在150师举行的军事体育比赛中，获200米障碍跑第三名，

参加团里100米障碍赛跑比赛获第一名，

获步枪射击特等射手称号，

获刺杀标兵荣誉，

投弹能手称号，

参加了由高丽华参谋长组织的校枪团队，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二次（包括打仗的集体三等功）、嘉奖二次。

1977年底，在师军体队集训中，因运动性尿血而入院，后因不适应再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而返回连队。

短短两年零三个月便提为排长，

按当时团的某些领导说，和平时代成都军区无先例。

1979年元月扩军备战后，我便成了全团年轻的老排长。

1979年3月2日，我所在的部队从四川什邡驻地开进集结至广西的宁明县某村已是3月5日深夜。

3月6日上午正在召开支委扩大会，传达前线战报及小结开进途中经验教训时，一声令下便火速登车向越南领土进发。

6日夜里，是在开进的车上度过的，

7日上午，徒步搜索前进，夜间在越南某山沟露营。

8日上午，继续搜索进发。

战争是残酷地，场面是惨烈的，

当我所在的部队戴着防毒面具穿过高平公路时，一具具已经腐烂的军人尸体躺在脚下，其中不乏猪、牛、羊等牲畜，驮着无后座力炮的骡马也难逃厄运。

3月8日下午3时许，我排奉命抢夺一高地并坚守，攻克下来，除了2人受伤外，无其他伤亡。

为了巩固阵地，我便迅速作出设防安排，挖掩体构筑之事等。

10日上午10时许，我排正在召开防御工作会，突然间本高地如同下雨般的子弹倾泻而至，通过积极防御反击，阵地得到了巩固，直到下午4时左右，经清点，轻重伤五人，撤离阵地。

另牺牲二人，其中一人因大臂被疑似高机弹击中已断，流血不止，失血过多死于我怀中，他叫陈武雄，广东籍，时任副班长。

12日上午7时，接到撤离该高地的命令后迅即下撤，我的排处于断后位置，回撤一公里左右，接到返回原高地的命令，我排第一时间抢占了营连曾经所在的高地，直到夜里12点。

接到继续向密林深处清剿回撤、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命令。

我所在的连队便盲目的向越南纵深穿插。

在伸手不见五指、任务不清、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我所在的部队遭遇了越军的伏击，当我们突围占领制高点后，天已大亮。

四周的山居然全部都比我们所占的山头高，我们就此被包围了！

3月14日下午5时许，在指导员、连长的引领下，104人就此被俘。

05难熬的越南监狱

被俘的日子难以言状。

八十多天，除了五一节吃了如豆腐乳大小的一块猪肉外，其余全部是拳头大的一团饭（其中有大米、玉米粒、木薯等），一碗清水、每天两顿。

关在一间五平米（二人）终日不见阳光的监舍，所以造成大多数人营养性浮肿。

（在回国后的审查时，我们的那位保卫科长还风趣的说：何昌健，你在越南还长胖了）

在越期间，少不了的也是审讯，最多的是对总设计师的攻击，我巧妙地利用给当时军队每人每天增加一分钱的生活标准给予赞扬，当提到我们是侵略者时，我利用斯大林反击柏林的战例予以注解。

由于前期我用的是化名，50军政治部在给我县民政局的电报中称：

“由于越南山高、路险、林密、雾大，何昌健在作战中不幸失踪，请向其亲属予以慰问”。

后又派员到我的家，慰问了我的母亲。

1979年6月5日，我被交换到了祖国的怀抱，尔后就如前面所述，成了50军的被告。

06返乡的艰辛奋斗

1984年元月中旬，我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此时母亲已年近七旬，且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在无职业、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只能与哥嫂一起蜗居。

那年春节后，我便在我的哥所在的县粮食局饲料公司做搬运工。

一个月下来，还能挣三十几元钱，勉强糊口。

1984年5月，改革开放的号角吹遍全国，各企业已在开始扩大经营自主权。

宣汉县东乡镇（即以前的城关镇）一重点企业高薪（46.27元）招收我为该企业的业务员。

由于我本着为人要真、待人要诚的理念，做起事来比较顺利。

到年底，企业盈利丰厚，上级领导看我工作出色，发文我为该企业分管经营的 副厂长。

其间一小插曲令人啼笑皆非：

由于工作属性，接触新朋旧友难免，加上我是本城人，熟人朋友较多。

此时，县公安局政保股长（也许是职业病）三番五次通知我到公安局去，我的住家离公安局仅一百多米远，身正不怕影子歪。

一天晚上，我便前去探问，结果他是跟我交“朋友”，另给我打招呼；接触朋友要注意一点，

被我一阵严厉训斥。

后来，我俩还果真成了熟人、“朋友”。

企业的改革在深化，在经过了扩大经营自主权后，又向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目标承包责任制、企业股份制转变。

担任副厂长一年后的我，已成为该企业的领头人。

经历着企业的阵痛煎熬，在经济体制双轨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下，集体经济体制企业的生命力是有限的。

我竭尽全力为七八十号人的饭碗奔波，在我爱妻剖腹产子的当口，我还在召开职工大会，对未能前往医院签字做手术到至今我仍深感愧疚。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社会能量的局限性，在管理出效益的理念下，严格的管理难免与职工发生矛盾，受到个别无知者的不堪入耳的辱骂后，经过一番权衡，我放弃了继续努力的权利。

1995年初，商调到县城里当时的一家国有企业至今。

07慈母的伟大胸怀

参军与回城的选择是痛苦的，1976年春节后不久，两份通知同时送到了我的手上，因身边无子（女）的家庭可以回城的政策正在落实。

其实，我当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可以避免的，就因为没有经过“上山下乡”且满两年的“知识青年”不予安排工作。

我的母亲是饱含着泪水让我下乡的，

当时的城里，生活条件较差，无自来水，电灯照明晚10点断电，吃水要到河里去挑，家里用水，只能靠母亲去托人（因所谓病残的人留城）帮忙挑两担水装满水缸，就可保证一个礼拜的家庭用水。

当两份通知到来并要做出选择时，又是母亲以博大的胸怀考虑我的前途而做出痛苦的选择。

她含着热泪说：“幺儿（四川特别是川东北一带对儿女或者晚辈的昵称）你不去当兵，回城又不安排工作，今后生活怎么办呢”？

就这样，我在母亲的希望下走上了军旅之途。

在部队，我没有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

一年后捷报频传，两年后入党提干。

街坊邻居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称赞她培养了一个好儿子，为她争了气。

不幸的是，红得发紫终于遇到厄运，三场胜仗不一定塑造一个英雄，一场败仗足以毁掉一个人。

我就被这一场战争葬送了。

其实，我们能算什么“知识青年”？

小学四年级读了半学期，就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一阵“停课闹革命”的喧嚣声中，11岁的我也过了一把红卫兵大串联的瘾。

只不过一天功夫走到达县，便被因年纪太小而送回了家。

转眼到了1969年下半年，“复课闹革命”占了上风，我们就该读初中了，那时的教学是可以想象的，教学质量差，“读书无用论”还没有完全肃清，混到毕业拿到证书就万事大吉，等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

这些阶段，母亲随时随地教育着我：

在任何地方都要听单位、领导、学校的话，不要惹是生非，真

可谓一代孟母也。

只可惜我叛逆了她的教诲，做了一个据理力争的好斗者，敢作敢为的铁汉子。

08童年的心酸痛苦

我的家庭是贫寒的，我的母亲非常善良，她没有文化，但勤劳俭朴，门前一小摊维系着全家的生活。

我所以有今天，也是母亲不懈付出的伟大所在。

在生活极度困难的1955年8月，生父因积劳成疾病故，临终前，他告诉母亲，不能养就把我抛弃掉，我当初仅三个月大，在我的住家不远处就有一座弃婴塔。

懂事后才知，那就是当年不能养活的婴儿被家庭抛弃的处所，七十年代初被新建的化肥厂所摧毁。

生活所迫，我的母亲在1958年又嫁一吴姓老人，也就是我的继父。

我们虽谈不上有感情，但他也为这个家撑起了半边天，因为他是搞炊事工作的。

1979年元月，正在紧急备战的我得知其病故，没能为其送终（备战不准假），全凭我的家兄操办后事，送老归山，我深感愧对其老人，也感谢我的家兄。

家兄1964年上山下乡，1971年参工于本县某乡镇粮站工作。

我的童年是质朴、无知而心酸的。

1965年的4月，学校组织野炊（现在称春游）自备柴禾，锅盆碗筷、粮米食盐。

那时只有这个条件，以锻炼自食其力，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炊。

第二天，学校黑板报刊登一文章，《三年级学生何昌健奋不顾身拾铁锅》的文章。

原来，一县委领导子弟同班同学的铁锅在河边洗时被激流冲走了，我跳进河里奋力抓了起来，全身湿透。

要知道，当时的一个铁锅的价值足够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我们哪里赔得起呀，年幼的我哪里有黑板报上所说的那么伟大。

09难忘的流金岁月

岁月的流逝，经历的坎坷，真可谓不堪回首。

但我以为，生长在我们的时代是难得的，我为生活在我所经历的时代感到幸运：我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最不幸的人当中我算其一。

号称百万大军的越战将士，唯独我没有得到我应得到的价值不高的“参战纪念品”。

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坎坷时代，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知道了人生道路并不平坦：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识不足的中小学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参军入伍、外域作战、当工人、任企业管理者、又逢”只生一个好“的基本国策，企业的改制使我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

已届花甲的我，好在考取了建筑二级建造师资质，考取了建筑工程监理工程师的执业证书，在建筑行业还可发挥点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