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从“她”到“他们”：为什么要研究男性生育率

卿石松

温敏

从“她”到“他们”：为什么要研究男性生育率

作者 |卿石松、温敏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原文 |

拙文《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生育率及生育年龄模式》有幸刊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5期。一项研究的诞生，离不开师友的指引、评审专家的洞见与编辑老师的匠心。手记之于学术文章，如同番外篇，它让我们得以在规范化的论述之外，拾缀研究路上的吉光片羽与心路历程。特别感谢责任编辑老师的邀约，让我们有机会以“作者手记”的形式，回溯这项研究的起点、历程与思考。

一、研究的缘起

我（卿石松）的学术旅程，始于对性别议题的关注。早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为什么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甚至反超男性，却仍在收入与职业晋升中处于不利地位？我陆续探讨了职位晋升和纵向“职位隔离”、教育领域的“专业分割”以及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些探索让我深刻认识到，性别不仅是个体属性或人口学特征，更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机会、选择与生活轨迹。同时，职场中的性别差异，与家庭内部的生育、育儿责任分工紧密相连。这种关联让我自然而然地将性别视角带入了生育研究。

早在2015年，我利用在上海开展的第一手夫妻配对调查数据，捕捉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并非总是同频共振。生育，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决定，而是家庭内部的互动与协商。这一发现让我警醒：仅从个体（尤其是女性）出发的生育研究，难以真实描摹家庭决策的复杂机制，更无法揭示成员间的博弈与相互影响。

自那时起，我开始倡导并践行“从个体走向家庭”的研究范式，聚焦夫妻生育意愿的互动、教育匹配与生育行为、家务分工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生育意愿的代际传递等议题。围绕这一方向，我先后主持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结项鉴定为“优秀”），以及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等多项研究。相关成果也受到学术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荣获省部级奖励三项。

然而，近年来，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成为一个牵动人心的时代议题。政策调整曾带来生育率的短暂回升，但2018年后，总和生育率再度下滑，甚至低于政策调整前的水平。低生育率的成因已成为学界、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令人遗憾的是，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不同，生育率研究几乎只聚焦于女性，男性往往是被忽视的一方。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和现实背景下，2022年9月，我启动了这项关于性别与生育率的研究。最初的念头非常直接：既然生育是两性共同参与的过程，为什么我们的生育统计与分析几乎只关注女性？男性生育率具有怎样的特征和模式？它与女性生育率存在差异吗？为何有（或没有）差异？带着这些疑问，我提出了计算男性生育率及其性别差异的研究设想，希望借此从更全面的视角理解人口变动的社会逻辑。尤其是在中国，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与结构性婚配矛盾，以及日益突出的晚婚、不婚与不育现象，都使得纳入男性视角重新审视生育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只有同时关注两性在婚育行为中的差异与互动，才能真正揭示低生育率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进一步回答一个更细致的问题：生育率的变化究竟源自特定年龄组的局部波动，还是整体育龄群体的普遍转变？厘清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生育率的内部结构与变化趋势，也为政策干预提供了更加精准的参考依据。

二、研究历程

研究启动之初，我（卿石松）以为这会是一篇“快刀斩乱麻”的论文。研究思路清晰，内容简洁，数据与资料基础扎实，研究设想也已成型——我提出思路、编写了初步的数据分析代码，并邀请温敏合作，一切似乎水到渠成。

然而，真正进入研究设计与论证阶段后，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从方法选择到理论阐释，每一步都需要反复推敲。学术交流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是否有必要单独计算男性生育率？这一做法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何在？微观生育史数据适用于生育统计吗？与此同时，教学与其他科研任务让项目进度时快时慢。但每次回到这项研究，我都会重新被它的意义吸引。我们一边完善思路，一边补充数据、反复修订，并在多次学术会议上作主旨报告、吸纳建议。到2024年12月，初稿终于完成并提交投稿。

收到评审意见的那一刻，既欣慰也紧张。两位匿名评审充分肯定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同时指出理论主线仍需强化，机制分析尚不充分，行文应避免平铺直叙、提升论证张力。面对这些中肯的建议，我们开始了大刀阔斧的修改。逐条研读意见，逐段回看逻辑，几乎是以“推倒—重建—再推倒—再重建”的方式，梳理出更清晰的理论框架与论证路径。我们重点强化了问题背景，系统对接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凸显引入男性视角的必要性；同时重构理论与文献述评，使其成为一条严密的主线，与实证结果、政策讨论前后呼应，提升全文的整体性。

修订稿提交后，评审专家再次提供了细致反馈，编辑部也同步给出宝贵建议。在持续的对话与自我校正中，我愈发体会到学术研究的魅力之所在，即在这种循环往复的打磨中，无限逼近真实。最终定稿的那一刻，我们才感到这篇论文真正“成熟”了。

三、反思与致谢

这项研究的初衷，并非简单地强调性别差异，而是希望借助性别视角，更全面地理解生育的社会图景。性别分析的意义，不在于呈现差异本身，而在于揭示社会结构如何塑造不同群体的婚育机会与行为模式。孩子固然由女性孕育，但生育从来不只是女性的事。更重要的是，如果生育政策的焦点始终停留在女性身上，不仅难以全面把握生育行为背后的社会机制，也可能让女性在结构性压力中承担过多的期望与责任。

生育，是两性合作、家庭决策与社会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生育政策的设计应立足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既要理解女性在生育与工作之间进行平衡的压力，也要看到男性在婚育、养育中的现实处境与社会角色。只有在制度层面上实现真正的性别协同，生育才能成为一种可持续、可选择、也可承担的社会行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在社会转型中经历着角色的重塑与压力的再分配。唯有从整体出发，理解并回应不同群体的处境，我们才能提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生育支持政策。

回望整个研究历程，从最初的设想到反复修改的过程，我（卿石松）深切体会到科研的本质是在持续思考与不断打磨中追求更清晰的理解。每一次质疑、每一次修订，都是对问题本质的逼近。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它不仅是数据与模型的积累，更是一种理解社会、回应现实的努力。

文章的刊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写作与修改中不断“蜕变”的过程。匿名审稿专家的专业意见与编辑部的悉心指导，是文章完善的关键。编辑老师在模型设定、结构安排、文字表达等细节上给予了大量具体建议，体现了编辑团队一贯的严谨与细致。几位审校老师和主编对标题、逻辑与语言精度的严格把关，让我深刻体会到，学术写作不仅要“讲好一个故事”，更要“讲一个好故事”。

此外，衷心感谢学院同事及“人口与家庭发展创新团队”的长期支持，也感谢澳门大学、中山大学以及上海市人口学会等机构主办的相关学术会议。研讨与交流中，专家们提出的许多启发性建议，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与修正，也让论文的最终呈现更加扎实丰满。

当然，文章仍有不足。我希望它能抛砖引玉，为生育议题注入新的思考——比如如何理解婚育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如何在生育统计与人口预测中更好地纳入性别视角等。随着中国社会普婚普育模式的变迁，婚育机会的性别差异以及两个群体内部的分化将愈发值得重视。未来，期待与更多同行携手，共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性别与人口发展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