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银行三季报靠投资收益硬撑，利息收入萎缩暴露危机

导读：长沙银行三季报暗藏隐忧，净利润“虚胖”背后，投资收益撑场、战略迷局待解。

10月30日，长沙银行披露2025年三季度业绩报告。表面看，营收197亿元同比微增1.29%，净利润近66亿同比增长6%，不良率1.18%与拨备覆盖率312%均与去年底持平。然而细究之下，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5.28%、新增贷款环比缩水、资产总额减少37亿等数据揭示出信贷扩张乏力的困境；更令人咋舌的是，在利息收入萎缩的情况下，净利润竟靠投资收益“死撑”——第三季度投资收益同比暴增139%至55亿元，而同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超13亿元。

这份“剑走偏锋”的业绩背后，是董事长赵小中掌舵四年来的战略路径依赖与转型阵痛。60岁的赵小中即将面临退休，他主导的县域金融“一号工程”虽让长沙银行对公贷款占比超65%，却也导致资产结构老化、科技金融缺位。当银行业纷纷抢占科技、绿色金融等新兴赛道时，长沙银行却困守长沙本土，在湖南银行、长沙农商行的激烈竞争中艰难突围。这家资产规模1.2万亿的城商行，究竟是找到了差异化生存之道，还是陷入了战略误判的泥潭？

利息收入萎缩、投资收益依赖与信贷扩张乏力

长沙银行三季报的“稳健”数据，实则经不起三重拷问。首当其冲的是利息净收入的持续萎缩——第三季度同比下降5.28%，这一核心盈利指标的下滑直接反映了信贷业务的疲软。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下滑并非偶然：2022-2024年，长沙银行营收增速从9.58%骤降至4.57%，净利润增速更从18.09%滑落至4.87%，呈现明显的“双降”趋势。

表面上看，净利润仍能保持6%的同比增长，但拆解后发现，这完全依赖于投资收益的“非常规”增长——第三季度投资收益高达55亿元，同比暴增139%，而去年同期仅为23亿元。“拆东墙补西墙”的盈利模式，在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超13亿元的背景下更显脆弱。

信贷投放的“失速”进一步暴露了经营困境。第三季度新增贷款仅38亿元，较二季度环比大幅缩水，资产总额更是减少近37亿元。这种“缩表”现象在城商行中极为罕见，通常意味着银行主动收缩资产规模以应对风险。但长沙银行的情况更为复杂：其贷款结构中，对公业务占比超过65%，其中近一半投向基建、房地产及上下游产业链。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在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的背景下风险陡增。更令人担忧的是，零售业务占比持续萎缩，科技贷款、绿色贷款虽分别增长28%和35%，但合计占比不足15%，难以形成有效支撑。

投资收益的“暴增”更像是一场“数字游戏”。财报显示，长沙银行通过债券投资等手段实现了投资收益的大幅增长，但具体操作细节未予披露。这种“黑箱”操作在业内并非孤例——南京银行等“债券之王”也采用类似手法。

然而，这种依赖投资收益的盈利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一方面，债券市场波动剧烈，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随时可能吞噬投资收益；另一方面，监管层对银行投资业务的规范日趋严格，未来此类“非常规”盈利空间将被压缩。更关键的是，这种盈利模式掩盖了主营业务的真实状况，导致市场对长沙银行的基本面判断出现偏差。

县域扩张的“双刃剑”与新兴赛道的“失之交臂”

在赵小中掌舵的四年间，长沙银行将县域金融升级为“一号工程”，通过“县域支行+乡镇支行+惠农服务站”三级网络快速下沉。从数据看，这一战略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22-2024年，县域贷款年均复合增速达18.96%，远高于贷款总额增速，2024年末县域贷款占比已达37%。但这种“以量补价”的模式也带来了三大隐忧。

首先是资产结构的“路径依赖”。长沙银行对公业务占比长期超过65%，其中基建、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比近半。“重对公、轻零售”的结构在经济下行周期极易引发坏账风险。更严峻的是，县域市场的零售业务质量普遍较差，主要依赖对公业务尤其是县域政务金融业务。

“靠天吃饭”的模式，导致长沙银行在零售转型、财富管理等新兴领域进展缓慢，与招商银行、平安银行等零售强银行的差距持续拉大。

其次是区域集中度的“过高风险”。长沙银行对长沙本土网点和政企关系的依赖度逐年攀升，区域集中度过高导致其抗风险能力薄弱。在长沙本土，长沙银行正与湖南银行、长沙农商行、三湘银行等展开激烈竞争，“内卷”式竞争不仅抬高了获客成本，更压缩了利润空间。

更令人担忧的是，“固守本土”的战略，让长沙银行错失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新兴赛道的布局时机。当其他银行纷纷抢占先进制造业、绿色信贷、科技金融等新蓝海时，长沙银行仍在传统对公业务中“打转”。

尽管长沙银行在财报中强调科技贷款、绿色贷款的增长，但这两块业务合计占比不足15%，且基数偏低。更令人失望的是，财富管理业务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科技投入占比、数字化转型进度等关键指标均落后于同业。“转型口号响、实际动作少”的状况，导致长沙银行在银行业转型大潮中逐渐掉队。

赵小中即将退休，其主导的县域金融战略将面临后继者的考验。这家资产规模1.2万亿的城商行，能否在“县域扩张”与“新兴赛道”之间找到平衡？能否在传统对公业务与零售转型之间实现破局？能否在本土竞争与全国布局之间开辟新路？当投资收益的“非常规”增长难以持续，当县域扩张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当新兴赛道的“失之交臂”成为战略遗憾，长沙银行需要的不仅是一次财务调整，更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战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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