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正国级，妈妈是副国级，她却扎根北大荒，晚年献身扶贫工作

她出身革命家庭，父母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建国后都分别官至正、副国级领导。

其父亲李富春，母亲蔡畅的名字在党内乃至全国都如雷贯耳，作为他们唯一女儿的李特特却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甚至作为“高干子弟”，她一辈子都没沾过父母的光，享受特权，反而在风华正茂的年纪投身北大荒。

离休之后，她也不曾停下脚步享受生活，而是毅然献身扶贫工作，将自己的一生完全的奉献给了祖国。

“孤独”的革命后代

1924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畅生下了和丈夫李富春唯一的孩子李特特。

之所以李特特是他们唯一的后代，是因为蔡畅为了不影响之后的革命工作而主动选择了绝育。

尽管如此，李特特却没怎么享受到和父母的相处时光。

她曾评价自己就好像一个“孤儿”一样，因为在她的人生中，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没有超过5年。

甚至在她8个月大时，父母就因为工作要离开她。

好在她的外婆葛健豪能照顾她这个尚在襁褓的婴儿。

而她的童年，几乎就是在外婆身边度过的，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和妇女解放运动领袖蔡畅的母亲，葛健豪自己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她出身望族，却一点不娇气，50多岁时还跟着儿女一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回国后又用自己二儿子蔡林蒸的抚恤金，在长沙颜子庙办了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给了当时女性一个读书的机会。

可以说，她是中国早期女权活动的先驱者。

1928年，4岁的李特特终于和父母在上海团聚，但等待她的却不是其乐融融的家庭温暖，而是“东躲西藏”的地下生活。

为了安全，她家总频繁换住处。

每次搬家，妈妈都让她在门口或窗台上放桔子皮、辣椒、花盆当暗号，还让她老换姓，今天她还姓张，明天就可能姓王了。

父母一出去执行任务就是一整天，常把她锁在屋里，留些剩饭或一个大饼当口粮。

到了晚上，黑洞洞的屋里只有老鼠在顶棚上蹿，李特特又怕又饿，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有时连晚饭都没吃。

小小年纪的她早早的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下工作。

1938 年，李特特和毛岸英等人踏上了前往苏联的学习之路。

但安稳的学习生活没过多久，苏联卫国战争就爆发了。

她和这群来自中国的孩子不仅没法上课，还要为这场战争出力。

有人上山伐木，有人进工厂造子弹，而李特特则进入到战地医院帮忙护理伤员。

战争结束后，李特特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在苏联学起了农业，准备回国后为祖国的农业建设添砖加瓦。

北大荒拓荒者

1952年，28岁的李特特从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揣着“搞农业”的热情进了华北农业研究所工作。

第二年，她听说苏联要帮中国在北大荒建一座现代化农场，急需学农业的技术人员，立马动了心。

她认为自己学的就是农业，就该去生产第一线干。

父母自然特别支持她的想法，于是她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报了名，开启了扎根北大荒的新人生。

1955年春天，李特特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小儿子李坚，坐了好几天火车，终于到了黑龙江集贤县的友谊农场。

可眼前的景象让她傻了眼，整个农场就只有一座破烂不堪的茅草房，连个正经住处都没有。

她们到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开荒种地，而是自己动手挖 “地窝窝”，在地上挖个大坑，里面支起能睡十几个人的大通铺，这就是临时的家。

北大荒的气候特别极端，春天短得像没存在过，刚脱下棉袄，夏天就带着铺天盖地的蚊虫来了。

为了防蚊虫，再热的天，大家出门都得穿长衣长裤，扎紧袖口裤脚，头上还得戴个带网罩的草帽。

可小儿子李坚还是没能躲过，被叮得浑身是包，把她给心疼坏了，经常整夜整夜坐着，用扇子给儿子赶蚊子，自己几乎不睡觉。

更难的是没奶水，因为营养跟不上，李特特很快没了奶水，只能把玉米馇子煮得软烂，喂给小儿子。

可婴儿的肠胃太弱，吃了没多久，李坚就闹起了肠胃病。

农场里没医生、没药品，特特急得团团转，最后想了个土办法。

她把烤馒头磨成碎末，调成糊状，既当胃药又当营养品，一勺一勺灌给孩子。

拓荒的苦远超想象，但她从没跟爸妈诉过一句苦，也没想过马上就离开，即使此时父母都已经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了。

困难是暂时的，未来是光明的。

李特特一直坚信这一点，不久后，农场的大丰收让她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

黄灿灿的大豆堆成了小山，太阳一照，金灿灿的晃眼。

她把小李坚放在大豆堆上，看着儿子在豆子堆里爬来爬去、滚来滚去，笑得特别开心。

扶贫人的新身份

北大荒开荒完成后，李特特来到农科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专注研究原子能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同时参与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

1988 年，64岁的李特特离休了，对于忙碌辛苦了大半生的她来说。

这本是个难得的休息机会，但这位倔强的小老太太并没有“躺平”，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扶贫。

这还得从她在研究所的工作说起，那时每次核试验后，她都要去西部核试验基地做检测，往返都会经过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

途中她常下车去贫苦老乡家走访，当见到这些老乡们面黄肌瘦，吃不饱，穿不暖，家徒四壁的时候，她心里十分难受。

因此，扶贫成为了心中的一个执念。

退休后，她有时间专门来做这件事了，于是她立马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了该会的终身理事。

她手里有张《中国国家级贫困县一览表》，上面密密麻麻列着 592 个县名。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几乎跑遍了这些地方。

哪里穷，她就往哪里跑。

而李特特也知道，过去那种“给钱给物”的 “输血式扶贫”已经不管用了，得改成“造血”，要让贫困地区自己有能力赚钱、能养活自己。

为了实现 “造血”，她和同事们克服了不少困难。

在西北、西南缺水的地方，建了 1000 多口防渗漏水窖，解决了老乡们的饮用水问题。

在贵州安顺，组织大家“搬石造地”，把一片荒滩改成了梯田，老乡们终于有了种粮食的地。

在河北阜平，修了50公里长的乡路，让山里的特产能运出去，外面的生意能走进来。

作为民间非盈利组织，基金会不能搞经营活动，但扶贫又需要大量资金，于是李特特在晚年豁出自己的“老脸”，开始疯狂的到处化缘。

从企业到个人，从老领导到老朋友，李特特见人就“要钱”。

仅加入基金会的头十年，她就募集了超过1600万元的资金，让上万人摆脱了贫困。

2021年，李特特因病去世，享年97岁。

这位革命家庭出生的特殊人物，一生没有“高干子弟”的光环，只有“为人民”的实在。

从北大荒的“拓荒者”到贫困地区的“扶贫人”，李特特用一辈子的行动，践行了“为了人民不再贫困”的承诺。

参考文献：
刘畅.李特特“化缘”度晚年[J].共产党员,2008,(10):20.
陆文梅.李特特:为了人民不再贫困[J].民族团结,1998,(09):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