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量时代，成都如何“逆生长”？

图片来源：家琨建筑

城市因人而生，因人而兴。今年年中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在此背景下，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

11月1日晚，第三届三联人文城市奖颁奖典礼在西村大院举办。这座本身就荣获过首届“公共空间奖”的建筑，以其“竹院混凝土”的独特形态，成为了成都“生活哲学”的空间载体。当晚，“东郊记忆·成都国际时尚产业园”（下称“东郊记忆”）项目荣获组委会特别奖，颁奖词提到，项目“让年轻人成功回归城市并热爱城市”。

奖项与城市实践的交织，为观察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个精准的切口：在存量提质的转向下，城市更新的运作范式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而成都近年来的“发现生活，找到故事”，又能够为城市在探索内涵式发展的主线时，提供怎样的实践范本？

价值重塑：找到一个新故事

存量时代，一片“沉睡”的城市空间，其价值不再仅仅由其物理形态或历史年限来定义，而更多取决于它能够讲述一个怎样与当下共鸣的故事。因此，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已转变为一种内容生产与叙事构建的能力——即为物理空间注入一个新的、能够自我驱动的“故事内核”。

东郊记忆的实践，正是对这一逻辑的印证。昔日的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如何在工业历史的静态纪念碑之上，进而成为吸引年轻人的引力场？其解法，是一次精准的“动能置换”，即敏锐地捕捉到时代脉搏，用一个关于潮流、原创与未来的新故事，来激活旧有的空间叙事。

图片来源：家琨建筑

想好了要讲的故事，接下来便是如何将故事“讲好”。这个新故事，由一系列高势能的商业与文化内容构筑而成。华为全球旗舰店、帝视特浪美术馆中国内地首馆、Brandy Melville西南首店……这些并非简单的商业填充，而是构建新叙事的“模块”。它们持续不断地为这片土地生产着新鲜感与吸引力，这种叙事能力，直接转化为市场的号召力。

数据显示，目前东郊记忆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已从1小时提升至3小时。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从一次性打卡的“历史遗存”到持续性消费的“活力现场”的经济模型重构。这不仅是空间的盘活，更是城市注意力的重新捕获。

一个直观的反馈是，在刚过去的国庆、中秋双节期间，东郊记忆策划的潮流嘉年华总客流超80万人次，其中中青年游客占比超80%，展现出强大的“原创力”和“年轻力”。

东郊记忆并非孤例，这种以“叙事先行”重构价值的逻辑，并非局限于工业遗产改造，它同样适用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

比如，在中心城区的祠堂街，其更新逻辑同样是先深挖出“新文化运动发声平台”与“抗战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双阵地”核心故事，再通过引入艺术酒店、创意市集、文化沙龙等一系列可被体验的场景，将深厚的历史文本，巧妙“转译”为当代青年能够亲近、消费和参与的文化语境。

祠堂街艺术社区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可以说，价值重塑的起点，已不再是施工图纸，而是故事脚本。为一个存量空间找到一个具有市场穿透力和情感连接力的叙事主题，并围绕它构建一套可持续的内容生产体系，这正在成为城市更新新的胜负手。

肌理织补：发现那片真生活

一个新故事能否被长久地讲述下去，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精彩，更取决于它能否与城市原生的社会网络与生活肌理和谐共生。如果说“价值重塑”关注的是地标性项目如何“开场”，那么“肌理织补”则考验着城市更新在细微之处如何“收尾”的绣花功夫。

从业态更为复杂的特色街区，到深入社区肌理的民生单元，成都的实践展示了另一种能力：并非强加一种全新的生活范本，而是通过精细化的“微操”，去发现、尊重并放大那些早已存在的、真实的生活场景。

玉林东路的改造，是一次对在地生活的聆听与回应。它面临的普遍性挑战是，如何在提升街区品质的同时，避免商业化逻辑压倒其“烟火气”。其实践路径，便是将设计的重心放在“服务于既有生活”上。

例如，其核心操作之一，是“U型界面”规划对街道空间使用权的重新分配。通过打破“车行优先”的惯例，为步行、闲坐、外摆等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活动，预留了充足的“冗余空间”。

这种对“人”的尺度与行为的尊重，反过来催生了巨大的商业活力——改造后商户数量由80家提升到153家，入店率提升近20倍。这印证了一个观点：一个对生活友好的城市肌理，本身就是一种极具韧性的商业基础设施。

视角再下沉，深入城市肌体的细胞单元，工人村的改造则触及了“肌理织补”更深层的社会维度。这个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建设工人定居区，随着时代变迁，一度面临空间拥挤、配套匮乏的困境。

玉林东路特色街区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这里的更新由民生需求驱动，并通过“三赋三会”的居民自治机制，让在地者从“旁观者”成为更新过程的“共建者”。居民们深度参与到“改造内容集成、设计方案论证、施工组织商议”的全过程，通过坝坝会、微信群等方式提出了上百条有效意见。这种“共同缔造”的模式，其价值远超物理环境的改善。

在工人村，有一棵已经超过120岁的皂荚树，其见证了工人村的从无到有，再到如今的新生。如今，皂荚树依然挺立，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地标。这正是“肌理织补”的终极意义：它所守护的，不仅是建筑的风貌，更是人的记忆与情感，是那些让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家”的、无形的精神网络。

治理前置：为好故事搭建舞台

一个好的故事与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要得以延续，终究需要制度性的舞台来承载。有城市更新的专家认为，城市工作的重心正从过去的“七分建设、三分管理”转变为“三分建设、七分治理”。这一转变的核心，是将长效运营思维从项目落成后的“被动管理”，前置为驱动整个更新过程的“主动架构”。

作为先行探索，东郊记忆在运营机制转换和整体提档升级中，全面引入了专业园区运营团队。这一动作，确保了从招商、活动策划到场景营造的每一个环节，都遵循着专业化和市场化的逻辑，为其持续的活力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另一些项目，则在治理结构上进行了深度创新。

东郊记忆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玉林东路探索的“O+EPC”模式，是观察这种治理结构变革的窗口。传统的工程总包模式中，建设与运营是线性分离的两个环节。而“O+EPC”模式，则通过将运营（Operation）前置，调整了这一传统序列。这意味着，负责项目未来长效性的运营方，从策划设计阶段就已深度参与。

例如，为了保持街巷的本土特色，运营团队与商会共同提出了合营、业界共治、公益创业等多种模式，形成了以点带面的“社区+”品牌效应，而非简单粗暴的统一招商。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思维，也体现在对在地文化生态的培育上。玉林的更新，联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于此的何多苓、刘家琨等艺术家、建筑家，以及当代的“新派”主理人，持续为街区生产内容。

这种前置的运营逻辑，正从个案探索，演变为一种操作范式。除了东郊记忆与祠堂街对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引入，玉林东路成立的“多业权街区共发展联盟”，则是对治理模式做进一步深化探索。它试图在一个产权分散、利益多元的复杂环境中，通过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整合为一个目标协同的生态系统。

从机制创新到生态构建，这些实践共同指向了一点：在存量时代，城市更新的成功，最终有赖于能否构建一个多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模型。

“巧合”的是，颁奖典礼的举办地本身，恰好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注脚——西村大院的设计者，正是刘家琨；他同时也是东郊记忆改造方案的第一设计者，其建筑事务所也设立在玉林。这种奇妙的“共振”，也显现出：那些曾经与当下共同构筑了城市生活肌理的新老创造者们，如今又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地“发现生活，找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