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打着“反电诈”旗号层层设卡，妨碍群众正常办卡

近日，有南昌的消费者反映在线下办理电话卡时，被营业网点要求提供“无犯罪证明”“工作证明”等额外材料，有的还需预存千元话费。相关营业厅工作人员对此解释称，是应反诈工作要求，但具体依据哪条规定，却说不清楚。

曾几何时，办理电话卡只需一张身份证；如今却要提供这样那样的证明，运营商五花八门的“加码”游戏，不仅给普通民众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已偏离了反诈初衷，演变为一种缺乏法律依据的“懒政式风控”。

电话卡实名制不等于“证明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及工信部关于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的规定，办理电话卡的核心要求是“实名登记”，即用户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除此之外，并无任何法律法规授权电信运营商在开户环节，要求用户提供无犯罪记录、工作证明或银行流水等与身份核验无直接关联的材料。无犯罪记录证明通常用于特定职业准入、政审等场景，将其泛化至普通电话卡办理，是对公民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不当干预。

相关营业厅以“反诈”之名对所有的消费者办理电话卡进行限制，同样不符合规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十六条规定，对经识别存在异常办卡情形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有权加强核查或拒绝办卡。但具体何为“异常情形”，应由法律规定或授权规章明确，而非由各运营商自行界定，更不应演变为对所有用户的普遍性限制。当反诈工作异化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简单粗暴模式，不仅背离了精准治理的初衷，更损害了公共服务机构的公信力。

此外，这种随意增加证明材料、要求客户预存话费等不合理要求，还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运营商以反诈之名，单方面增设办理条件，实质上构成了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不当限制。

现实而言，运营商的加码要求实际上是一种“懒政”。将反诈压力全部转嫁给普通用户和基层营业厅，而运营商自身则规避了本应承担的风险识别责任。更讽刺的是，那些被要求提供各类证明的用户，恰恰是通过正规渠道、以本人真实身份证办理业务的守法公民。而那些真正从事诈骗活动的犯罪分子，很少会通过正规营业厅办理相关业务。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是全社会共同责任，运营商承担相应责任义不容辞。但责任边界在哪里，权力运行依据何在，这些根本问题不容回避。反诈工作固然重要，但其目标应是精准打击犯罪，而非无差别地限制所有潜在用户。真正的风险防控，应依靠技术手段和大数据分析，对异常开户行为进行识别和拦截，而非“株连式”地提高全体公民的办事成本。

破解这一困局，首先要明确反诈工作的权力边界，任何对公民权利的限制都应当有明确法律依据。其次要统一规范办卡审核标准，避免各地各企自行其是。再者，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运营商行为的监督，对任意增设门槛的行为及时纠正。最后，应推动运营商提升技术能力，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精准识别风险，而非“一刀切”地增加用户负担。

反诈的终极目标是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若以反诈之名行侵权之实，无异于南辕北辙。

数字化时代，我们既需要有效的反诈措施，也需要便捷的通讯服务。这两者本不矛盾，关键在于要遵循法治原则，找到安全与便利的最大公约数。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既有效反诈又尊重权利的社会环境。

作者：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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