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宣称，中国已经开始老了，印度很年轻，早晚追上中国

10月28日，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的一场对话会上，抛出了一句搅动全球舆论的话。

面对台下的英国参会者，他直指中国已开始步入老龄化，而印度仍保持着充沛的年轻活力，认为印度早晚能追上甚至赶超中国。

之后，他的这番话被印度《经济时报》连续三天挂在头版上，不少印度民众将其视作国际社会对本国发展的权威认可。

中国社交平台上的讨论也热度飙升，有人不服气地晒出中国产业升级成果，也有人面对这番话陷入了沉思。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李显龙强调的印度年轻优势，确实有扎实的数据支撑。

联合国人口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仅28岁，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达67%。

而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已达3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至62%，且连续8年呈下降趋势。

莫迪政府显然清楚这份人口家底的价值，2020年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后，不断加大投入力度。

到2024年，该计划已覆盖14个关键行业，总规模超1.46万亿卢比，电子制造业成为最大受益领域。

政策红利快速显现，2024至2025财年，印度制造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0亿美元，同比增长18%，苹果、三星等跨国企业纷纷扩产，苹果在印供应商数量从2023年的14家激增至2025年的64家。

同时，印度的产业扩张直接体现在出口数据上。

2025年上半年，印度电子产品出口额达222亿美元，同比增幅42%，其中智能手机出口134亿美元，苹果一家就贡献了75%的份额。

但繁华数据背后，印度的发展短板在实际生产中暴露无遗，印度的工人虽年轻但熟练度不足，中国工人日均组装300部手机，印度工人仅能完成80部，良品率更是仅有85%，与中国工厂的98%相去甚远。

更突出的问题是产业链的脆弱性。

印度电子产业本土化率仅35%，高端手机芯片、屏幕等核心零部件仍需从中国、韩国进口。

2019年印度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最后阶段突然退出，更是错失了借助区域合作完善产业链的机会。

当时印度政府公开表示担心中国廉价商品冲击本土制造业，但深层原因是农业和服务业的保护主义阻力。

农业领域怕开放影响农民选票，长期维持补贴和进口限制；服务业则担心外资进入挤压本土企业空间，游说政府设置准入壁垒。

政策的不稳定也让外资顾虑重重，2023至2024年间，印度三次调整新能源外资准入规则，两次修改数字服务税政策，导致三星在2025年第二季度因补贴政策变动出现出口下滑。

再来看看我们自身，面对老龄化的现实，中国并未陷入被动，而是主动开启转型。

国家统计局2025年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1.8%，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较10年前上涨150%，但产业升级有效对冲了这些压力。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动力电池全球市场份额达65%，光伏组件占比超80%；半导体领域，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逐步摆脱对外依赖。

李显龙的言论，本质上离不开新加坡的外交传统和现实考量。

作为国土面积仅734平方公里、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新加坡从李光耀时代就确立了维持区域力量平衡的外交核心。

印度2019年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持续深化，2024年双方累计双向投资突破4500亿美元，覆盖基础设施、制造业、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东盟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19年的14%升至21%。

这种力量倾斜让新加坡感到不安，担心东盟在合作中逐渐失去议价权，自身也会失去平衡各方的战略空间。

2025年10月27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在吉隆坡举行，印度派出高级代表出席，这是其2019年退出后首次派高级别官员参与相关会议。

李显龙在伦敦的发言恰好在此次会议后一天，时机的巧合透露出明确信号：他希望印度重返区域合作框架，通过印度的参与制衡中国，恢复东南亚的力量平衡。

同时，他在讲话中特意提到中国仍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可见其在拉拢印度的时候还不忘安抚中国，希望做到左右逢源。

我想说的是，这场关于年轻与年老的争论，最终还是得回归到发展的本质。

印度人口结构虽然年轻，2025年上半年电子产品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证明了其潜力，但要将潜力转化为实力，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刚结束的吉隆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会议上，印度高级代表的出席或许是改变的开始，但其内部保护主义和政策摇摆的积弊并非朝夕可改。

李显龙的言论不过是大国博弈中的一段插曲，中印发展的关键仍在自身。

印度需要打破内部壁垒，将年轻人口转化为真正的人口红利；中国则需在老龄化背景下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毕竟，国家的发展从来不是靠年龄数字定义，而是靠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持续前行的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