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月的风这么冷,你们可曾碰到过邱维达?”王耀武挨着铁栏,声音压得低却掩不住急迫。守卫愣了一下,摇头作答。短短一句对话,成了功德林里流传多年的开场白,也拉开了这段错综故事的另一幕。
1948年秋,华东野战军以迅雷之势逼近济南。在前线观察所里,王耀武伏在地图上画圈,算盘珠子噼啪直响。南山、砚池、茂陵三处高地,被他反复标注为“死守点”。山东地形复杂、岗峦交错,若能守住制高点,空中补给依然可期,这位黄埔出身的将领把赌注压在那里。
炮声很快打断了所有如意算盘。9月16日夜,解放军一个排以爆破筒撕开外城,随后整团突破。连续五次反冲击未能重新夺回阵地,王耀武的指挥部陷入嘈杂。参谋催促他转移,他却盯着电话机,希望空军能起飞支援。电线被炸断,通讯一片寂静,形势随之崩塌。
撤离方案很快拟定:化装便衣,分批南突。王耀武脱下呢子军大衣,换上浅灰长衫,通行证、银元和作战记录一并揣进怀里,本以为天衣无缝,却忽略了口袋里那张质地细腻的白棉纸——这在当时的乡村是罕见物。3日后,他在长清县一处土屋外被民兵拦下。盘查不过三句,细棉纸暴露身份,“济南警备司令”当场落网,被押往战管局。
押解途中,他表现得颇为沉稳,上车前还对护送员说:“我有个参谋长叫邱维达,要劳烦你们帮我找一找。”旁人以为他是在拖延时间,殊不知,邱维达此刻已在另一地完成投诚。
再把时间拨回十年前。1938年南京战火正炽,邱维达在雨花台西南高地指挥迫击炮阵地。那一年,他26岁,黄埔四期毕业,早已在军中小有声望。与王耀武结识,则要追溯到1929年,湘北剿匪作战时两人短暂同桌研究战术地图。之后二十年,他们一个统揽全局、一个专务参谋,默契渐深。
抗战八年里,邱维达先后参加南京、长沙、常德等大会战。常德一役最为艰苦,他带着不到两千人守孤城四十八天,弹尽粮绝仍拒绝放弃。日军留下“邱二团”的记录,可见其硬朗。抗战胜利后,他迅速被调任第七十四军参谋长,随后升任军长。外界评论他的性格“精细中带锋芒”,王耀武也曾在日记里写过:“此人谋定而后动,可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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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算不敌形势。淮海战役进入尾声时,第七十四军被数倍兵力合围。11月15日清晨,大雪初霁,邱维达登上土堆环视四周,见无一突围之隙,遂打出白旗。此举避免了徒劳牺牲。他与身边人员被送往苏北管训队,算得上“自首投诚”类别,因此在待遇上与俘虏有别。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设于北京西郊,1950年春正式收管第一批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编入第三大队,接受思想、历史与政策课程。他向来好学,加上黄埔背景,与授课军官不时探讨战术,因此很快拿到“学习积极分子”小红旗。可每到就餐、放风或洗漱时,他仍不忘询问:“邱维达可来了没有?”问得多了,同房战犯觉得蹊跷,干脆给他起了外号——“找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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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档案处明确登记:邱维达并未被收押,而是于1950年8月移交军事学院作教员。原因很简单,刘伯承元帅当时主抓军校建设,一批旧军官中既懂合同战术、又有系统教材经验的人凤毛麟角,邱维达正好合适。经过政治审查和试讲,他在南京军事学院陆战系开设“师旅级协同”“攻防作业复盘”等课程。讲台上的他身板笔直,教案密密麻麻,全用铅笔书写,字迹工整。学员私下评价:“邱教员讲敌情研判如同算账,步步有数。”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隐瞒旧履历。有学员问:“老师,常德成了孤城时您真不想突围?”邱维达淡淡回道:“若全军轻离,一城百姓势成刀下鬼,军人的本分在于护民。”一句回答赢得全场安静。此后教员办公室门口,经常能看见学员排队提问,他则端着搪瓷杯,一边喝浓茶,一边指出演习推演里的漏洞,语调从容。
同年冬天,功德林“找参谋长”的声音渐少。王耀武终于得知,老友已在六百里外讲授兵书。面对现实,他的表情复杂,却没再追问。他向管理所提出请求,希望阅读更多战略教材。管理干部顺水推舟,让他整理《淮海战役双方兵力配置图》。这份图纸成稿后,被北京军事学院用作案例。
1956年,全国人大通过赦免条例,次年两批特赦启动。王耀武因改造态度良好、无血债,列入首批名单。走出功德林大门时,他提着一只小皮箱,里面放着那副他亲手绘制的兵力图。有人问他将去何处,他回答:“先回济南看看,再说。”
邱维达的道路则更为清晰。1958年,南京军事学院扩编合成系,他升任副教授,借此机会参与教材编纂,主笔章节占全书三分之一。1960年,全军组织合同战术研讨,他在总政礼堂作主题发言。那天台下坐满各军兵种代表,临近结束,有老兵悄声感慨:“没想到昔日七十四军军长,现在成了解放军的教学骨干。”话音落地,掌声起伏。当晚邱维达致电北京,请人转告功德林旧友:“我过得很好,请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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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山东省地方志修订,王耀武受邀担任顾问。面对史料,他保持一贯严谨,甚至把自己突围失败的细节悉数记录。标注人物时,他专门写下“参谋长邱维达,现役上校教员”,算是完成一笔私人交待。流年如水,两位黄埔旧交因战争站在对立面,终因新政权揽才各得其所,结局出人意料,却也透出几分时代特有的沉着。
若要评说谁更幸运,其实并无定论。王耀武以战犯身份起步,终获自由;邱维达以教员角色融入新军,发挥余热。两人共同的标签——黄埔、抗战、内战——在1950年代后变成专业价值,而非政治包袱。对那一代人而言,生命的最后荣耀,不在刀光炮火,而在课堂与书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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