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孙瑞兰被捕，敌人将她架在火炉上，折磨了4天4夜

“1947年8月15日凌晨三点，孙支书，外面不对劲，赶快躲一躲！”院门口传来急促的低声提醒，却只换来屋内一句斩钉截铁的回应：“公粮还在路上，谁也不能走！”短短两句对话，定格了22岁山东姑娘孙瑞兰与生死的距离。

胶东的夜色尚未褪去，山风裹着潮湿的海腥味，吹不散村口那股引燃干柴的火药味。还乡团的卡车停在石桥旁，刺眼的探照灯来回扫动，搜索着“女村长”的身影。前一晚，她刚把四万斤军粮押送至安全区，回程途中，叛徒的一张纸条把敌人的刀尖引向了她。

说起孙瑞兰，莱西一带的老人都熟悉。1925年冬，她出生在贫瘠的黄土房里。父母给地主种地，欠租、讨租的场景像阴影一样伴随成长。父亲那条落下病根的腿提醒她，“穷人想站直腰，就得有人带头翻身。”临近17岁时，她遇到地下党，纠集伙伴办夜校、分田单、讨租单，方言夹着标语，热闹得像过年。

抗战末期，胶东根据地鼓励农村推选“敢说敢干”的新干部。二十岁那年，她被大伙抬着进议事堂，当场当选村长，并兼任妇救会会长。有人不服气，嘀咕“黄毛丫头”，可第二天一早，孙瑞兰把全村妇女召集到场院，摊开布票粮票，拉着嗓子吼：“谁家男人上前线，嫂子大嫂跟我干活挣口粮！”三天后，一匹棉布、两担小米就摆到了区里军需处。

1946年冬，内战骤起。国民党把“清剿”与“清乡”捆在一起，仓促拼凑的还乡团回到胶东，挨户抓人，图个“杀鸡给猴看”。孙瑞兰深知，军粮线若被掐断，前线部队就成了“没柴的铁炉”，于是把全部精力盯在运输上。这一年到下一年，她把粮食、棉花、药材一车车送到牵牛岭，再由担架队转往解放区后方。

事情败露在一个阴雨天。叛徒带着敌军摸进村口，半夜敲响她家的木门。孙瑞兰来不及收拾，仅揣一张军粮暗号本，就被扭上了卡车。车厢里，还乡团头目阴冷地说：“说出粮仓，往后好相见。”她抬头冷笑，回答轻飘飘：“粮食在老百姓肚子里，你们有种就刨。”

酷刑随之而来。初次审讯，敌人把她吊在屋梁，烧开的盐水泼在肩头。第二天，又将烧红的烙铁贴向胸膛，皮肉焦糊味弥漫。刑具轮换，她却始终沉默。敌人气急败坏，想出更阴毒的招数——铁锅烙身。他们把大锅烧得通红，倒扣在土炕上，再强行按她伏在其上。肉与铁相遇，凄厉的尖叫划破夜空，连看守的士兵也心生犹疑。

头三天，她靠紧咬牙关撑过。第四夜，敌人用麻绳系住她的长发，把八块四十斤的石头压在脊背，吊起来再猛然下放。绳索“嘣”地一声断裂，她昏死过去。冷水泼醒后，她仍咬着牙关。看守的人后来回忆：“那眼神像一把刀，扎得人不敢抬头。”

审讯一无所获，还乡团首领恼羞成怒。第五日清晨，他命人生火加柴，铁锅再度烧透。刑场外，几声乌鸦叫得瘆人。敌人按住她的肩膀，最后一次将她压向炽热的铁皮。烈火中的嫩芽终究抵不过高温，她的身体再无法接受更多折磨。临终前，她仍咬着嘴唇，吐出一句嘶哑的话：“胶东军粮，一斤都别想拿到。”

等待她的是凌迟般的终局。敌人先用尖刀刺穿胸口，再砍下头颅，妄图以血腥镇慑乡民。可事实恰恰相反。消息传回，根据地各村自发戒备，三日内又有八十多名青年报名参军。人们私下嘀咕：“孙支书没白死，咱们要替她把这口气挺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孙瑞兰牺牲那年，很多同龄人刚学着梳辫子、穿花布裙，她却提前抵达了生命的终点。遗憾的是，她的事迹在很长时间里仅存于胶东口口相传的祭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志修订，史料研究者才从幸存老兵手中收到一份有血渍的证词——那份证词当中，清楚记录了刑讯工具与时间节点，成为孙瑞兰烈士身份最有力的旁证。

从农家女到村长，从妇救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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