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第一战区，换了五位司令官，除蒋介石，另外几人是谁？

“1937年10月的一个清晨，程潜对副官低声说：‘平汉线不能失，一寸也不能让！’”这句带着火药味的嘱托，拉开了第一战区频繁换帅的序幕。作为国民政府抗战正面战场的中枢之一，第一战区肩负守卫华北南翼与中原门户的重任。八年烽火中，它先后迎来五位司令长官——蒋介石、程潜、卫立煌、蒋鼎文、陈诚，彼此风格大相径庭，却共同见证了抗战形势的跌宕。

1937年7月，卢沟桥硝烟未散，南京军事委员会便紧急划定五大战区。第一战区囊括平汉铁路以西、黄河以南要地，覆盖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随后的豫东豫中。战区序号排在最前，昭示其战略分量。蒋介石之所以在8月亲自挂帅，并非炫耀权威，而是想用“委员长出面”稳定军心。那段时间，华北日军步步紧逼，南北交通线濒临断裂；若无最高统帅坐镇，地方部队很难安心抵抗。遗憾的是，蒋的职责杂糅，精力不可能长驻前线，第一战区只是其众多头衔之一。

蒋的离前线最近的一次，是同年9月在保定南侧的短暂视察。随后，他把实际指挥权交给代理司令长官程潜。程潜出身湘省士绅，历经辛亥、护法、北伐，多次与蒋亦敌亦友。此时两人暂且“修好”，蒋把平汉防线、太行山侧翼以及郑州咽喉都托付给他。程潜一上任，就调整兵力：第14、第20军沿铁路线筑三重防御，第2集团军则机动侧击。短期看，这些部署延缓了日军南进，却也暴露补给薄弱的问题。半年后，豫东北战线压力骤增，程潜依旧坚守，却受到后勤掣肘，很难再向前一步。

1938年底，第一战区形势出现新的拐点。豫皖北方日军集群南压，平汉线多点吃紧，军事委员会决定换上更擅长野战的指挥员。于是，1939年1月，卫立煌奉调洛阳。卫的名号早已响彻军中：山西忻口，他顶着炮火坚守阵地；缅北远征，他敢在旷野对攻。到第一战区后，卫立煌重新划分三个作战方向——平汉正面、西线太行、东线淮北；他强调“兵分而心合”。这一年春，他率部在河内至灵宝一线构建纵深防区，并在黄泛区以北展开多次小规模反突击，迫使日军大部队止步豫西。英国《泰晤士报》当时评述：“黄河以南，中国军的抵抗出现新转机。”话虽不多，却能看出国际观察者对卫的注意。

然而第一战区的烧脑局面，很快因1944年的“豫中会战”而彻底翻盘。卫立煌调任远征军，洛阳失守，只留下蒋鼎文领受烫手山芋。蒋鼎文是嫡系“黄埔三杰”之一，训练兵员、筹措军需向来得心应手，但对流动作战兴趣有限。会战爆发时，他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并肩，却在战役初期即采取“节节抗击，侧重保存实力”的保守方针。日军第十二军以机械化部队突入郑州正面，汤恩伯部防线摇晃。短短月余，郑州、洛阳、许昌相继失守，河南全省陷落。史料记载，当洛阳被迫弃守消息传至陪都重庆，舆论“震动四座”。蒋鼎文随即被撤，汤恩伯写入检讨，第一战区指挥班子宣告解散。

1945年春，战争末局已经显现。蒋介石重新派出“二号人物”陈诚南下接掌第一战区——当时被编入“中原会战区”，辖豫西、鄂西、鄂北。陈诚号称“勤谨”，他先召集各路军长开会，用一句略显锋利的开场白立规矩：“谁要再丢县城，即以军法论！”随后，他把数月前在西南编练的新锐第38师、第53师空运至襄阳北面，意在切断日军汉水补给。五月，鄂西鄂北会战爆发，中国军在老河口、钟祥、随县多点牵制，配合盟军空袭，使日军第十一军不得不收缩兵力，转为守势。虽然收复面积有限，但对日军的步调造成难得的牵制，为8月的全面反攻抢出了宝贵时间。

纵观五位司令长官，能看到明显的个性差异。蒋介石最擅整合大局，却难关注细节；程潜善守，却欠缺后勤；卫立煌敢打，讲究机动；蒋鼎文务实而谨慎，但在豫中会战里显得畏首畏尾；陈诚重视组织与纪律，也更重空陆配合。换帅如此频繁，与战区处境和政治关系相互交织。前线吃紧，需要“能人”，权力平衡，同样需要“自己人”。这种拉扯令第一战区始终处在磨合与调整中。

有意思的是，五人中，卫立煌是唯一在战后留在大陆的第一战区主官。1949年他选择北上，先后任西北行署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谈起抗战，他只说一句：“那时只想不丢阵地，别的都顾不上。”寥寥数语，折射出旧中国将领置身大时代的复杂心绪。

第一战区八年间大体经历了守、退、机动反击、再守四个阶段。尽管地盘几度易手，洛阳、郑州反复拉锯，但平汉线最终没有被日军从根本上打通南端；这条铁路在1945年秋天重新恢复运输，为华北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通道。这一点，五位司令长官都留下了各自的刻痕。试想一下，若无他们在不同时间节点的顶挡与牵制，华北与中原的联系或许早已被切断，中国战场的全局走向也会改变。

抗日战争结束后，第一战区番号随国民政府重组而撤销。其存在的八年，恰是一幅中原战云密布的浮世绘：政略、军略、资源、士气，每一笔都极浓。司令官不断更替，带来不同打法，也留下不同评价。有人声名鹊起，有人铩羽而归；但在日军锐势面前，他们都必须在黄河南北背水一战。这或许就是第一战区最值得记住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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