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港工地激励制度被叫停，袁庚几番劝说无果后：我要告到中央去

提起袁庚，不能不提的就是那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句标语是蛇口工业区建设的时候率先被提出来的，曾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常态，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把它当成“生命”，很多人不习惯。

一直到后来隔了几年以后，这句口号才获得了认同。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庆典上，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业区彩车驶过天安门。这句口号从此响彻全国，家喻户晓。

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提出到被全国人民认可，作为亲历者的袁庚有很深的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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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底，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已经被关押了五年的袁庚走出监狱

两年后，在廖承志的帮助下，袁庚被安排到了交通部，出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当时，袁庚年岁已经不轻，本来打算干几年，就顺势退休。

1978年6月，就在袁庚准备退休之际，接到了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叶飞给的一项任务，赴香港调查招商局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央提出关于办好招商局的意见。

香港招商局最早起源于清末的轮船招商局，新中国成立以后，招商局各地的分支机构被解放军接管，当时在上海的招商局总部被改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地处香港的招商局分支向总公司提出了沿用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被总公司批准。后来香港招商局被划归交通部华南区海运管理局领导。

其后几十年，香港招商局虽然仍持续运作，但是发展缓慢，处境艰难。

袁庚赴香港视察的时候，招商局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过去引以为傲的航运已经不复存在，旗下甚至就连一条船也没有。

从香港回来以后，袁庚就递给中央一份报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当时报告中就招商局的运营，袁庚提出了24字方针：

“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也正因为袁庚针对招商局运营提出一系列办法，所以在当年10月，袁庚就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

袁庚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以后，认为应该在毗邻香港的地方兴建工业区，尽可能的吸引香港商机，并选定了位于广东宝安县南头半岛，准备在这里设立工业区。

要知道在1979年初，还没有经济特区的概念，袁庚所提出的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阻力重重，后来还是李先念召集各部委的人，反复的开会讨论，最终才拍板同意的。

按照李先念一开始的想法，是要划给袁庚六七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半岛）盖工业区，可袁庚那时没敢要，思来想去，他只要了一个“尖”，一个只有2.5平方公里的蛇口。

多年之后袁庚在接受采访时谈及此事，还颇觉后悔：

“如果接受李先念六七十平方公里的画圈，整个宝安就划过来了，一直到现在的华侨城，就都是蛇口开发区，就不容易被吞掉。当年那个图还在呀。但当时我没敢要，我想，开发这六七十平方公里要13亿元，而当时招商局仅有1.3亿……”

袁庚后来坦诚，之所以没敢大张嘴，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虽然当年也可以从银行贷款，特别是汇丰银行，可那时大家都不敢承担风险，最后只能考虑逐步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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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国家正式批准建设蛇口工业区。

应该说当时建立蛇口工业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蛇口这个地方，根本不缺劳动力，而且各方面的投入都很小。

如果换作是香港，想要建设一个2.5平方公里的工业区，需要投资至少26亿，但在蛇口，只需要一个多亿，别的不多说，光是劳动力的开支就要少很多。

那时候蛇口工业区雇一个工人，一个月顶多几百块，而放在香港，3000块也打不住。

可就在工业区开工以后，问题也跟着来了。

袁庚跑了几趟香港，对香港人时间观念、理财观念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1978年10月，袁庚刚赴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时，为了扩大业务，需要买一栋大楼，后来他们跟卖主谈好以后，约定先付2000万港元。

就在约定当天，袁庚和工作人员准时赶往律师楼，却发现卖主在进入大楼以后，并没有熄灭车子，而是等到袁庚把支票交到他手上以后，马上拿着支票就去了银行。

袁庚事后才知道，原来当天是星期五，第二天周天银行要休息，如果不能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前赶到银行，就要等周一才能办理，这样卖主会少三天银行利息。

后来兴建蛇口工业区，袁庚也在想方设法的运用这一经验。

图|袁庚向谷牧汇报蛇口特区开发规划

当时，蛇口工业区兴建的首个工程即是蛇口港，但从动工开始，工程进度就很慢。修建港口的钱都是从香港的银行贷款来的，工程进度慢，招商局很着急。

袁庚后来才知道，工程进度缓慢的原因是工人积极性普遍不高。

原来那时候施工的工程局、交通局全都是国有，工人挣钱主要是依靠工资，每天干多干少，并不影响他们的收入，尽管也有奖金，但是只有几元钱，还分为三个档次，即5元、6元、7元，工人对一个月几块钱的奖励并不感兴趣。

袁庚在和四航局领导干部商量以后，决定施行激励制度：

“每部车每天的劳动定额为55车，完成定额后每车奖2分钱，超出定额部分每超一车奖4分钱。”

在采取激励制度以后，工人劳动的热情高涨，原来每名工人每天顶多干二三十车，后来有了激励制度以后，每名工人每天都能干七八十车以上，甚至最高能到一百三十多车，甚至还有工人提出要求加班多干，实行每天工作12小时的大班制。

可这么一来，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不少反对者认为这是在“滥发奖金”，因为争议太大，有关部门叫停了这个激励制度。

取消了激励制度以后，工地的进度又恢复成以前的速度。

袁庚后来为此奔波了无数个部门，并讲明利害，但收效却不大，气得袁庚在一次会议上拍着桌子大喊：

“我一定要讨个公道，要告到中央去，就不相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袁庚逐级递交给上级部门报告的同时，还请来了新华社记者写内参，直接惊动了中央：

“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

在中央干预下，蛇口工业区工程才重新恢复了激励制度，工人的干劲更胜往昔，在工程进度提升以后，蛇口港码头竣工比原计划提升了一个月，多创产值达130万元。

1981年春天，蛇口工业区“五通一平”一期工程基本竣工。

3

在经历了蛇口工业区码头建设一事后，袁更对“时间”、“效率”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

为了进一步的激发众人，袁庚决定拟一两句口号，口号不能像过去那样太“假大空”，要把时间、效率等放在里面，作为重中之重强调。

1981年3月，袁庚从香港乘船返回蛇口，也就是在船上，他灵机一动写了一句话：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

在随后举行的工业区干部大会上，袁庚当众念出这句话，尽管与会人员中不少人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反对，他们觉得把顾客当成皇帝有些不妥，在众人要求下，袁庚去掉了后半段，保留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会后不久，这句口号就作为标语牌立在蛇口工业区。

可这么一来，引发更大的轰动。

当时人们刚从计划经济走来，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对于口号中“金钱”的提法普遍生理不适，在大多数人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就应该是无私的，光强调金钱，岂不成了资本主义。

另外很多人对口号中“效率”的提法也认为不妥当，因为过去大家在工厂都是吃大锅饭，享受的是平均主义的待遇，对“效率”就是生命的提法不习惯。

标语牌挂了三天，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大，后来被迫拆除。

同年11月，袁庚在工业区企业管理培训班给学员上课，再次提到了这句口号，但这一次获得的肯定比否定多。

不久之后，培训班学员谭筑熙等六人又把这句标语牌树在了蛇口工业区最繁华的商业街，只不过，这次标语牌比上次多了一行字：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

1984年春节，邓公南下视察深圳，袁庚特意把这句标语牌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他希望能从邓公身上得到明确的指示：

“蛇口工业区办了5年，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究竟是对是错？”

邓公后来给袁庚吃了定心丸，在和中央领导人谈话期间，他肯定了深圳建设的成就，并且还表示：

“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从此以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

事实上，在时隔多年以后，再谈起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来，袁庚仍然认为自己当时的想法有些保守，比如当年在规划蛇口工业区时，没有“狮子大开口”。

当年，蛇口工业区建设期间，不少香港爱国商人都曾提出投入建设，蛇口工业区开发一年多，香港呼啦来了13个大资本家，他们要求出资共同建设蛇口工业区，还要求建立股份制。

袁庚考虑这么干，有主权失控的风险，加之当时与资产阶级接触，他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无奈婉拒了这一提议。

袁庚认为，自己婉拒了这一提议，错过了以提前发展的大好机会。

袁庚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提到了一件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通过人大立法，将蛇口作为永久的改革试验区，哪怕在省人大立个法规，这样一来，蛇口工业区就能够不受地方条条框框的约束。即便将来蛇口工业区的改革方案不好，也可以通过人大干预来停止它。

不过，尽管有着种种经验教训，但也并不影响蛇口工业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窗口的历史地位。即便是到了今天，蛇口工业区依然绽放着熠熠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