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家23年，归来已是军政委，与家人抱着哭成一团，几百相邻探望

“1953年9月，裴周玉跨进老屋门槛，低声唤了一句：‘爹，我回来了。’”一句普通的家常话，让堂屋里的老人几乎站立不稳。周围乡亲屏住呼吸，连院子里的鸡犬都突然安静下来。

裴周玉出生在湖南临武的一个佃农家庭，六七岁开始挑柴做饭，十二岁起便给地主扛活换口粮。母亲积劳早逝，奶奶时常叹息“娃苦命”，可生活的重担从没人替他卸下。

1927年本地农民协会刚冒头，他参了儿童团守夜放哨；到1928年已两次跑去找红军，却因年纪太小被送回。1930年春，他背着奶奶第三次去了红五军，这一次，再没回头。村里人只知道那孩子跟着彭德怀北上打仗，自此音信断绝。

从湘赣根据地突围到闽浙边，再到川陕，裴周玉一路做通信员、警卫班长。1936年到达陕北，他第一次听说“长征胜利”这个词，却顾不上激动，很快又被派往西北各地筹粮练兵。那片黄土高原，成为他之后十七年的主战场。

家乡的音讯被战火切断。奶奶倾尽全力替他点起一盏长明油灯，临终仍喃喃念着“大孙娃”。父亲和弟弟种田之余托人四处打听，却连口信都没有。许多年后，老人回忆那段黑暗时光，只用一句话：“活着等消息。”

转折出现在1948年秋。华北战场吃紧，裴周玉奉命调入野战军主力，职务从保卫部门跨进作战序列。他在东北冬夜里写下第一封家书，信封上只有四个字——“湖南 临武”。邮差翻山越岭，却怎么也找不到准确地址，这封信终究迷失。

绥远和平起义后，他被任命为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区通讯条件改善，组织帮他发出电报，才确认父亲和弟弟仍在龙门原籍。老人接报那天放下锄头，嘴里只反复念一句：“人还在，钱粮都值。”短暂团聚后，因北方水土不服，父子再次分离。

1950年，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裴周玉率部入朝，战场霜雪刮骨，夜里风大到能掀翻帐篷。第五次战役结束，他所在兵团缩编为第六十九军，自己担任政委。新中国正规化建设启动，军务稍缓，他提了一个请假条：探亲。

1953年9月，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陪同他抵达郴州，又转车回临武。县城里消息像飓风一样刮进乡村：“红军老班长成了军政委，要回来了！”龙门街上家家门口靠着一条长板凳，老人小孩等得伸长脖子。

傍晚时分，一辆越野吉普停在祠堂口，裴周玉跳下车，父亲踉跄迎上，两人抱在一起，肩膀剧烈起伏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弟弟跪在旁边呜咽，“哥，你终于活着回来了。”这一幕击中了围观者的心弦，连素来好强的族长也悄悄拭泪。

接下来的五天，龙门大队几乎变成“小招待所”。白天农户排队送鸡蛋红薯，晚上灯火通明，乡亲或站或蹲，把院子围得满满当当。有人要看红军证件，有人打听牺牲亲人的下落。裴周玉一边翻包里的花名册，一边耐心解释：“张平凯壮烈于湘西，罗卫病逝于皖南……咱们一千多人，现在能数得出的只剩六个。”说完，他在屋檐下默默点了一支蜡烛。

有意思的是，七十里外的另一个乡也来了代表。他们带来一碗清水、一捆高粱秆，说是当年红军宿营时欠下的“粮账”，如今要当着政委面结清。裴周玉连声道谢，随即命人登记，把高粱秆放进柴房——这点仪式感，他不忍拒绝。

团聚的氛围再浓，也掩不住现实的差距。父亲依旧习惯黎明前下田，裴周玉却要按时返回部队。第六天凌晨，一声军号样的汽笛响起，吉普车驶离村口。老人追了几步，终究停下，只抬手摆了摆。车后尘土漫天，许多乡亲呆呆站着，好像还在等待冬麦发芽。

裴周玉回到军里，向干部们简单提了探亲见闻，末了感叹一句：“革命不是个人的光荣，是千千万万牺牲换来的。”当晚他就批阅文件，安排下一阶段训练计划。帐篷里的马灯忽明忽暗，照着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没有旁人看见，政委的手背在微微发抖。

他在龙门的五日成了当地口口相传的传奇。老人讲给孩子听：“当了大官的裴家伢子还记得乡亲。”这句话，比奖章更沉甸甸。裴周玉此后再无长假，1960年代转任军区高级职务，直至离休，身边始终放着一本写着“龙门战友名录”的小册子。有人问他最珍贵的军功章是哪一枚，他笑了笑：“都在那本册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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