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浮宫失窃文物与拿破仑遗产中的珍宝

法国卢浮宫近期的文物盗窃案中，9件被盗文物全部是拿破仑-波拿巴王朝的文化遗产。祖母绿项链和耳环，属于拿破仑一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路易丝皇后；蓝宝石三件套，属于拿破仑一世继女、拿破仑三世之母奥尔唐斯王后；王冠、珍珠钻石冠冕、圣物胸针和大襟花胸针，属于拿破仑三世妻子、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后欧仁妮。

讽刺是的，当卢浮宫的拿破仑-波拿巴王朝珠宝不翼而飞时，法国艺术界正沉浸在今年的“拿破仑怀旧潮”中。卢浮宫展览“雅克-路易•大卫作品展”刚刚拉开帷幕，向这位拿破仑时代最伟大画家致敬；今年夏季，一场罕见的拿破仑时代艺术品拍卖，在巴黎苏富比收官，总估值300万欧元的112件艺术品，最终以估价2.77倍的830万欧元溢价成交。

卢浮宫被盗珠宝的三位主人：玛丽-路易丝皇后（左），弗朗索瓦·热拉尔1807年绘；奥尔唐斯王后（中），弗朗索瓦·热拉尔1813年绘；欧仁妮皇后（右），温特哈尔特1853年绘

拿破仑时代的艺术何以价值如此之高？在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宫(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中，这里的拿破仑王朝艺术品超700件，珍藏着弗朗索瓦·热拉尔的拿破仑与约瑟芬王后加冕礼服肖像，及加冕宝剑、礼服盛装、双角帽和拿破仑的幼时摇篮。拿破仑时代是艺术的青春期，也是历史最激情的年代，它向人类传达了一个当今世界匮乏的信念：一切皆有可能，人人都有机会。

帝王之像：新古典主义诞生

走入枫丹白露宫，迎面而来的是弗朗索瓦·热拉尔（François Gérard）的大型油画《身穿加冕礼服的拿破仑一世》，让我想起今年6月在巴黎苏富比以73.66万欧元售出的热拉尔的另一幅同名画作，拍卖行罕见地对这件无价值之宝不提供公开估值，买家只能私下询问才可获得估价。

2025年在巴黎苏富比拍卖中售出的热拉尔画作《身穿加冕礼服的拿破仑一世》 图：Sotheby’s

枫丹白露宫收藏的热拉尔作于1805年的《身穿加冕礼服的拿破仑一世》摄影：劳拉申

为拿破仑画加冕肖像，几乎是每位新古典主义画家的创作题材，一批“拿破仑艺术家”由此诞生：雅克-路易•大卫、让•奥古斯特•安格尔、弗朗索瓦·热拉尔、罗贝尔·勒菲弗、让·格罗、吉罗代·特里奥松。他们将大革命的叛逆行为，通过浪漫化姿态叙述，青年以独立群体姿态出现，刷洗历史，创造灿烂未来。

雅克-路易•大卫《身穿加冕礼服的拿破仑一世》，1807年，哈佛艺术博物馆 藏

罗贝尔·勒菲弗《身着加冕长袍的拿破仑肖像》，1811年，波士顿美术馆收藏

特里奥松《身穿加冕礼服的拿破仑一》，1812年，英国博斯博物馆（Bowes Museum）藏

帝王之相的源头，是拿破仑的宣传策略。1804年拿破仑加冕，新皇帝需要通过描绘他穿加冕长袍的官方肖像，将个人形象在帝国复制传播。受拿破仑委托，热拉尔1804年绘制了第一版《身穿加冕礼服的拿破仑》，此后被复制成多个版本，供皇室成员、帝国政要和外交官邸使用，其中最著名的是我眼前这幅由枫丹白露宫收藏的版本，其他版本散落在凡尔赛宫、巴黎荣军院、荷兰国立博物馆、俄罗斯普希金博物馆、维也纳霍夫堡和柏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今年在巴黎苏富比拍卖中出售的作品，正是这些版本的其中之一。

枫丹白露宫1808年建的拿破仑御座（Salle du Trône） 摄影：劳拉申

拿破仑议事厅(Salle du Conseil)，枫丹白露宫 摄影：劳拉申

帝王画作在欧洲宫廷早已有之，但拿破仑的帝王肖像给新古典主义画家以新的范式。不同于巴洛克时期的微侧角度，拿破仑总是率真坦荡地直面前方，脸庞可从正面被完全看到，他身穿华丽长袍，由象牙色缎面长袍和深红色天鹅绒斗篷组成，斗篷上撒着金色蜜蜂，手持加冕剑，镶嵌着著名的摄政钻石（Régent）。他头顶桂冠，自封为王，个人英雄主义比世代贵族更值得尊敬，帝王之像不再是“君权神授”，是与宪法和大革命精神结合的“权力合法性”。

世纪之交

无论时间还是地理上，拿破仑时代或许对于中国都太遥远、太抽象，若作同期历史对比，就会更加鲜活。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正值中国康乾盛世末期，即乾隆帝统治的最后10年。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独揽大权时，乾隆帝同年驾崩，中国结束康乾盛世，逐渐滑入100多年近代史的灾难中。拿破仑统治的时代，与清朝嘉庆帝统治的25年时间基本重合，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二十年代。

拿破仑时代正值清朝嘉庆年间 左：安格尔《王座上的拿破仑一世》，1806年，巴黎军事博物馆 藏；右：清 佚名 《清仁宗嘉庆皇帝朝服像》 故宫博物院 藏

世纪末（Fin de siècle）或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常被艺术界怀念，指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也是印象派艺术流行的时代。往前推一个世纪，即200年前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个更动荡的时代，也是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盛行的时代。东西方历史从此分叉，地位颠覆，走向不同道路。中国从封建王朝的鼎盛期走向衰落，欧洲第一次推翻封建王朝，奉行民主自由。

让·格罗《拿破仑在埃劳的战场上》，1807-1808年，卢浮宫 藏

在距今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回溯，才能更清晰地认识拿破仑时代的惊世骇俗。当古老的东方帝国在温水中沐浴，尚不知即将到来的危机时，发生在法国的这场危险混乱的革命，却从社会肌理和制度上根本改造了欧洲。此前，中西是平等关系，康熙大帝与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让中法进入交流频繁的蜜月期，乾隆亦与波旁王朝通过传教士和贸易渠道保持联系。但法国大革命成为东西国力盛衰的转折点，获悉法国大革命后，乾隆并未认识到世界潮流方向的转变，却认为其违背传统秩序，并镇压白莲教起义，加强对国内的清查管控。

描绘1793年历史的两幅画作 上：大卫《马拉之死》（局部）；下：威廉·亚历山大《清乾隆帝接见英国马嘎尔尼使团》

描绘1793年东西历史的两幅画作耐人寻味。1793年，雅各宾派领袖保尔·马拉遇刺身亡，画家雅克·路易·大卫赶到现场，为马拉画像，《马拉之死》营造了一个为理想流血死亡的革命圣徒，烘托法国大革命的崇高。同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访中国，却因跪拜礼仪之争，清王朝将英国通商请求一概拒绝，丧失了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触、改变封闭状态的良好机遇。

枫丹白露宫收藏的普鲁士王国1805年制造的皇家瓷器，盘中图案为普鲁士动员军队的情形，1806年拿破仑攻入柏林 摄影：劳拉申

查理•梅尼耶《1806年拿破仑进入柏林》，1810年，凡尔赛宫 藏

对于习惯朝贡体系的清王朝，尚无法认知主权国家的意义，而民族国家概念正是拿破仑征战的产物。200年前的世纪之交，拿破仑征战唤醒了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与俄罗斯的民族意识，画家查理•梅尼耶、戈雅和让·格罗用历史主题作品保存了民族国家记忆。

帝政风格：仿古与革新

为与波旁王朝划清界限，拿破仑命令艺术家发明一种全新风格，帝政风格由此诞生，它抛弃了华丽的巴洛克与精致的洛可可，不同于文艺复兴和17世纪古典主义，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典范，体现大革命精神和维护共和政体，追求古典文化和英雄精神。

复原古罗马风格，是拿破仑时期工艺美术的标准。图为拿破仑1811年在儿子洗礼之际赠给玛丽-路易丝皇后的器物，浮雕描绘罗马国王诞生的场景 枫丹白露宫 藏 摄影：劳拉申

以拿破仑家庭为主题的帝政风格工艺品 枫丹白露宫 藏 摄影：劳拉申

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时期的女性肖像。大革命前，女性头顶高假发，除了束胸，还有紧身束腰和扩展裙子体积的夸张裙撑。帝政时代女性的解放反应在衣着上，帝政裙是解放女性身体的衣着，女性不再头顶沉重假发，去掉束腰和裙撑，将裙线提高到胸部以下，呈现“胸部以下都是腿”的修长身材，腰部和腿部在直筒裙下获得宽松自由的环境。

热拉尔《身穿加冕礼服的约瑟芬王后》，枫丹白露宫收藏 摄影：劳拉申

卢浮宫被盗珠宝的主人之一玛丽-路易丝皇后，图为热拉尔1813年创作的《玛丽-路易丝皇后与她的儿子》

雅克-路易•大卫在波旁王朝和拿破仑王朝的女性人物风格也形成对比。18世纪七十年代，画作是清淡鲜明的颜色和精致曲线构图，花园中的俏皮女性在基路伯小天使和爱情神话中舞蹈。到拿破仑时期，女性只留简洁的白色希腊式长裙和流畅披肩，大胆露出双臂，神色从容。

左：雅克-路易•大卫《吉玛德小姐做特普西舞蹈家》，1774-1775年；右：雅克-路易•大卫《韦尔纳克夫人像》，1799年，卢浮宫 藏

帝政风格非皇室专有，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是帝政时代庶民社会的切面。《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艾玛》《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劝导》创作于19世纪第一个十年间，正值拿破仑征伐之际。欧洲社会开始摒弃男尊女卑观点，崇尚男女平等，倡导尊重理解与实现自我。

热拉尔《佩里戈德夫人》，1804年，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藏

简•奥斯丁是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作家，帝政风格是小说人物形象。上：1995年英剧《傲慢与偏见》；下：1996年电影《艾玛》剧照

奥斯汀生活在拿破仑的帝政时代，也是英国的摄政时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已经影响各个阶层，乡村贵族和地主青年在婚恋问题上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关于人性与人道的思想观。

浪漫主义曙光

拿破仑为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带来曙光。青年被革命精神和拿破仑的丰功伟绩振奋，启蒙思想将丰富的世界展示在每个人面前，身材矮小、出身偏远地区的“小镇青年”拿破仑，身体力行地向世界证明：底层青年也能获得万世荣耀。贵族主宰的世界动摇，新生事物甚至风险投资主宰了世界，靠自己而非靠家族的个人主义鼓舞人心，在庞大的未知前，老年社会失去权威，时代让青年更具优势。

雅克-路易•大卫《书房中的拿破仑》，1812年，枫丹白露宫 藏 摄影：劳拉申

关于拿破仑的想象，弥漫在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创作中，影响了法国的德拉克洛瓦、席里柯，也启发了英国浪漫派画家威廉•透纳和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弗里德里希。

左：莫塞思《拿破仑翻阅阿尔卑斯山》，1807年，2025年在巴黎苏富比以原估值20倍的价格售出 图：Sotheby’s；右：雅克-路易•大卫《拿破仑翻阅阿尔卑斯山》，1801年，卢浮宫 藏

威廉•透纳《暴风雪：汉尼拔和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1812年，泰特美术馆藏

弗里德里希《吕根岛上的白垩崖》，1818年，瑞士温特图尔美术馆 藏

当拿破仑的铁骑跨越阿尔卑斯山时，崎岖山脉与悬崖峭壁启发了浪漫主义画家的想象。威廉•透纳描绘了一个云雾缭绕的阿尔卑斯山脚，不同于雅克-路易•大卫“人定胜天”的拿破仑，在透纳的风景与自然前，人类分外渺小。六年后，德国画家弗里德里希用更大胆的狂想，将新婚夫妻的蜜月置入海边悬崖，《吕根岛上的白垩崖》的男女面对陡峭悬崖和磅礴大海，一个惶恐，一个陷入沉思。

上：弗朗茨·桑德曼（Franz Josef Sandmann）《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1820年；弗里德里希《雾海上的旅人》，1818年，德国汉堡美术馆 藏

威廉•透纳《战争：流亡者和石贝》，1842年，伦敦泰特美术馆收藏

1815年，当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战败，被放逐至圣赫勒拿岛后，艺术家感伤叱刹风云的伟人黯然收场。流放孤岛的拿破仑，是浪漫主义画家眼中的凄楚风景。弗里德里希的《雾海上的旅人》站在悬崖上，背对观众，凝视被浓雾笼罩的景观，雾气中山脊、树木和山脉穿透而出，远处景象似乎延伸至无尽远方，是人生道路沉思的象征，唤起崇高。拿破仑也再次进入威廉•透纳的光影，立于天地之间，在阳光中被广袤自然笼罩，功过是非交由自然和时间去衡量。

席里柯《梅杜萨之筏》，1818-1819年，卢浮宫 藏

威廉•透纳《奴隶船》，1840年，波士顿美术馆 藏

在抽象主义、印象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甚至是AI与电子艺术主宰的世界，拿破仑时代写实、崇高又浪漫的画作重新激荡人心，它不是不可预测的未来，而是人类真实的过去。拿破仑提醒世人：青春不是空想，是现实主义，也是存在主义。那么，人类的下一个青春，还要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