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两次救命机会，为何都成了泡影？

提起明朝的皇帝，崇祯之前那三位皇帝简直匪夷所思，绝对是皇帝中的奇葩。

先说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这位爷早年还算勤勉，可到了后期，干脆把金銮殿当成了摆设，三十多年没正经上过一天朝。底下的大臣们可苦了，内阁首辅叶向高当了七年宰相，想见皇上一面比求雨还难；有些地方官从上任到退休，连皇上的龙颜都没瞅过一眼，只能对着皇宫的方向遥遥叩拜。更要命的是，万历后期忙着派太监去各地“矿税”“商税”，刮得民间怨声载道，又打了“万历三大征”，把国库折腾得底朝天，这烂摊子，后来全扔给了后代。

接着是光宗朱常洛，万历的儿子。苦熬了几十年才当上太子，好不容易熬到登基，却一头扎进了后宫。登基才十天，就因为纵欲过度病倒了，后来又吃了个叫李可灼的方士献的“红丸”，没撑过一个月，直接死在了龙床上，史称“红丸案”。当了一个月皇帝，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倒成了明朝最短命的皇帝之一。

然后是熹宗朱由校，光宗的儿子，也就是崇祯的哥哥。他别的本事没有，摆弄木头的手艺堪称一绝。宫里的小宫殿、龙床、桌椅，他都能亲手做，雕梁画栋，连宫里的老工匠都自愧不如。他干木工活能到忘我的地步，锯木头、刨板子的时候，连魏忠贤来奏事都懒得理，挥挥手就说“你看着办”。就这么着，魏忠贤一步步把持了朝政，阉党把朝堂搅得乌烟瘴气，等朱由校病死的时候，明朝已经快撑不住了。

崇祯皇帝朱由检，就是在这么个烂摊子上接的班。他跟前面三位完全不一样，是个出了名的“工作狂”。当了十七年皇帝，别说请假，连熬夜批奏折都是家常便饭；对自己也狠，龙袍破了就打补丁，让周皇后在宫里设了织房，皇后亲自织布，连宫里的用度都省了又省，他是真想把明朝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他也有致命的毛病：多疑、刚愎自用，17年里换了19任内阁首辅，平均任期才10个月，最短的施凤来只干了1个月，足见他对大臣的极度不信任，不少忠臣良将也因此冤死。

可他这般勤政，仍没留住江山。1644 年（甲申年）三月十八夜，李自成大军压城，崇祯在煤山（今景山）老槐树下自缢，遗书写着 “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明明是个好皇帝，老天爷咋就不能多给他点时间呢？

其实不是老天爷不给机会，是他手里攥着两次能活下来的机会，最后都被君臣们硬生生“作”没了。

▌第一次机会：南迁，明明是条活路，却被“面子”和“银子”堵死了

甲申年正月，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打下了西安，正往山西扑来。按当时的速度，顶多两个月就能打到北京。崇祯心里急得像火烧，大年初三那天，他把东宫讲官李明睿叫到宫里，关起门来开小会——李明睿是太子的授课老师，脑子活，敢说真话。

李明睿一开口就戳中了要害：“陛下，现在死守北京就是等死，不如赶紧南迁！”他还给崇祯算过账：当年宋高宗赵构南渡，就凭着半壁江山，在杭州撑了一百五十多年；咱们大明比南宋强多了，南方地盘大、物产多，更重要的是，成祖爷迁都北京的时候，南京就留了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六部、都察院、锦衣卫，啥都不缺，陛下只要到了南京，立马就能办公。

他还劝崇祯：“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现在还安稳，只要陛下下决心走，安全没问题。等稳住了南方，再调兵北上，大明还有中兴的希望！” 崇祯听得入了神，俩人在宫里聊了一整夜。其实他心里早就动了心，可明朝的规矩多，皇帝的重大决策得内阁和六部大臣点头；更重要的是，他怕担骂名，放弃首都、丢下祖宗的陵墓，传出去会被人骂成“逃跑皇帝”，史书上得留下千古骂名。

他想让大臣们先提出来，自己假装不同意，大臣们再“苦劝”，这样既显得自己“不得已”，又能落个“从谏如流”的好名声。

第二天上朝，崇祯故意抹着眼泪说：“现在贼兵都快到家门口了，我想亲自带兵出征，跟贼兵拼了，你们别拦着我！”这话明摆着是试探，可底下的大臣们没一个接茬的。内阁首辅陈演、兵部尚书张缙彦这些人，要么说“臣愿代陛下出征”，要么说“臣等愿死守北京”，就是没人提“南迁”俩字。

更让人揪心的是，除了李明睿“帝亲迁”的提议，大臣李邦华还提出了“太子先往南京监国，陛下留京拒敌”的方案——这样既能保住南方根基，又能避免“弃都”的骂名，可这方案照样没人敢支持。

大臣们既怕太子离京后北京失守，自己落个“弃君”的罪名；又怕太子到了南京后被南方官员操控，将来清算自己，干脆还是装聋作哑。

崇祯急了，偷偷让李明睿写了份《南迁疏》，想把这事摆到台面上，倒逼大臣们表态。可陈演一看就急了——他是北方人，家里的良田美宅全在北京周边，一旦南迁，这些家产不就成了李自成的囊中之物？他不仅反对，还故意把“南迁”的消息捅了出去，京城里立马谣言四起，说“皇帝要跑了”，老百姓人心惶惶，连商铺都关了门。

陈演还嫌不够，又指使一个小官写了份奏折，骂李明睿的“南迁”是“邪说”，是“卖国”，要求崇祯把李明睿治罪。这下可好，朝堂上分成了两派：支持南迁的，大多是南方来的官员，他们老家在南方，南迁对自己没损失；反对的，全是北方士族，手里的利益都拴在北京这块地上。

两边吵得不可开交，奏折递了一本又一本，会议开了一次又一次，可就是没个结果。李明睿气得拍桌子：“都什么时候了，还顾着自己的家产！等贼兵打进来，命都没了，要家产有啥用？”可反对的大臣们根本不听，他们心里的小算盘打得精：南迁成了还好，要是败了，提建议的人肯定得被当成“替罪羊”，凌迟处死都有可能；不如现在装糊涂，等别人拿主意，就算出事了，自己也能推干净。

崇祯急得团团转，有一次开会前，他拉着陈演的手，几乎是哀求：“老陈，这事你就替我担待着点，先把南迁的事定下来！”可到了会上，陈演却揣着明白装糊涂，不管崇祯怎么逼他发言，他都只是笑，一句话不说。崇祯气得当场一脚踢翻了椅子，可再生气也没用，大臣们不点头，南迁的事就是办不成。

就这么吵来吵去，一个多月过去了。

二月底，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打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城外的炮声都能听见了。其实这时候南迁的窗口还没完全关上，可谁也没料到，前一年（1643年）孙传庭战死潼关后，明朝最后一支精锐“秦军”没了，陕西门户大开，李自成东进一路无阻，这会儿沿途守军早被打散了。

崇祯再也等不及了，跟李明睿说：“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明天就南迁！”可李明睿却叹了口气：“陛下，来不及了！现在城外到处都是贼兵，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啊！” 第一次机会，就这么在“要面子”和“保家产”的拉扯中，没了。

▌第二次机会：和谈，李自成送上门的“大礼”，却没人敢接

谁都没想到，都到这份上了，明朝居然还有口气。

李自成其实就是个曾在驿站当差的陕北农民，早年驿站裁撤丢了差事，才跟着起义。他没读过多少书，也没想着要当皇帝，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慌得很。

一来，他不知道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二来，东北的清军还虎视眈眈，万一自己跟明朝拼个两败俱伤，最后便宜了清军，那就亏大了。

三月十八日上午，李自成派了个使者进城，这个使者叫杜勋，原来是明朝的太监，后来投降了李自成。杜勋带了封信给崇祯，信里的条件其实很实在：只要崇祯把西北一带（陕西、甘肃、宁夏）割给他，让他在西北“高度自治”，不用向朝廷交税、汇报工作；再给100万两银子的“慰问金”，他就立马撤兵，还能帮明朝打清军。

100万两银子听起来多，可当时明朝欠的军饷就有几百万两，山海关守军的军饷都拖了半年没发。要是能花100万两换个喘息的机会，哪怕只是暂时的，也比亡国强啊！傻子都知道这是笔划算的买卖，可朝堂上的大臣们，却没一个敢说话。 为啥？因为“割地赔款”这顶帽子太大了。

明朝自开国以来，就讲究“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谁要是敢提“割地”，立马就会被言官骂成“汉奸”“卖国贼”，遗臭万年。之前袁崇焕就是因为“擅杀毛文龙”和“通敌”的罪名，被凌迟处死，连肉都被老百姓分着吃了，大臣们谁都不想步袁崇焕的后尘。

崇祯看着底下的大臣，心里急得冒火：“你们倒是说话啊！是战是和，给个准话！”可大臣们要么低着头抠袖子，要么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喊：“臣愿与北京共存亡！”“贼兵不过是乌合之众，臣请带兵杀贼！”没人提李自成的和谈条件，仿佛那封信根本不存在。 其实崇祯心里是想和谈的，他甚至偷偷跟杜勋聊了半天，问清楚了李自成的底线。可他不敢自己拍板，万一和谈成了，后人骂他“割地卖国”怎么办？他想让大臣们先提出来，自己再“勉为其难”地答应，可没人愿意当这个“出头鸟”。

当天晚上，崇祯想趁着夜色混出城去，他带着几个太监，先去了安定门，叫门没人开；又去了朝阳门，守门的士兵说“没有圣旨，不敢开门”；最后到了前门，城门早就被石头堵死了。他站在城楼下，听着远处的喊杀声，知道自己跑不了了。

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在煤山上吊自尽。三个小时后，李自成的大军开进了紫禁城，那些昨天还喊着“与北京共存亡”的大臣们，一大早就在宫门外排起了队，等着李自成给他们安排工作，陈演还主动交出了几万两银子，想换个一官半职，可最后还是被李自成杀了。

▌不是老天爷不帮忙，是人心散了

后来大清的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过一封信，信里说得特别透彻：“你们明朝的大臣，平时只会说大话、唱高调，哪怕火烧眉毛了，还在那儿慢条斯理地扯皮。当年北宋的大臣们研究对策，会还没散，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怎么就不长记性呢？”

其实崇祯的悲剧，早就注定了。

他接手的明朝，就像一栋被虫蛀空的房子，外面看着还完整，里面早就塌得差不多了：万历留下的财政窟窿填不满，天启留下的阉党余孽清不完，文官集团只顾着自己的利益，言官们为了名声不管实际，再加上连年的灾荒、遍地的起义、东北的清军，就算没有这两次机会，明朝也撑不了多久。

可这两次机会，偏偏就摆在了崇祯面前。

南迁，能保住半壁江山，像南宋一样再撑几十年；和谈，能换个喘息的时间，哪怕只是暂时的，也能调兵遣将，再搏一把。可最后，一次毁在了“面子”和“私利”上，一次毁在了“不敢担责”上。

这不是老天爷不帮忙，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崇祯不是个完美的皇帝，他的多疑让不少能臣蒙冤；大臣们也不是天生的“坏人”，他们只是被制度捆住了手脚，被利益蒙住了眼睛，明朝的文官集团，早就成了一个只顾自己、不管国家的利益集团，他们宁愿看着王朝灭亡，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