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罗瑞卿提过意见，认为得罪对方，感觉给职务安排偏低，想多了

1938年初冬，黄河上一层薄冰还没完全封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的教职员已在忙着打包教具。风沙里，王智涛裹着大衣站在河堤上，看着远处装船的教官学员，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训练部部长的位子轮到谁。那年他三十五岁，留苏八载，讲起《步兵条例》把年轻排长听得目不转睛，自认比谁都合适，可任命表里只有“副部长”三个字。

时间往回推半年，刘亚楼、许光达、陈伯钧相继调离，训练部长一职空缺。王智涛的资历摆在那里：基辅步兵学校毕业，又在列宁学院教过书，在延安更是“苏联教材活字典”。师生背地里都认定，下一个部长非他莫属。消息传来却是副职，他心头一下子塞了块石头，连夜写了厚厚一摞训练计划想向罗瑞卿“证明”自己。

罗瑞卿那时担任副校长，脾气硬，行事雷厉。办公室里只摆一张木桌、一张折凳。王智涛去汇报，话还没说完，罗瑞卿抬腕看表，淡淡一句：“岗位只是分工，别被头衔绊住。”外人看这是公事公办，王智涛却觉得话里带刺。他悄悄嘀咕：“是不是自己提过太多意见，把老罗得罪了？”

有意思的是，意见确实提过。教材顺序、行军纪律、战术术语，王智涛见不对就开口，连夜改稿、当天上墙。有一次谈到火力配置，他坚持沿用苏式排炮，罗瑞卿主张因地制宜减少重火力，两人吵到深夜还没结果。那晚灯灭时，罗瑞卿拍着桌子说：“原则要活，别拿教科书当圣经。”房外站岗的小战士都听见了。

1939年春，总校奉命东进敌后办学，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罗瑞卿点名要王智涛随行，纸面任命却是“参谋处长，代行参谋长职责”。王智涛更觉尴尬：名字后面偏偏多了“代”字，处长不如部长，代参谋长又不正。夜里他对老同学曹里怀低声说：“这么折腾，是不是罗副校长在压我？”曹里怀摆手：“想多了，前线可不是课堂，先把活干好再说。”

部队三梯队分批穿越封锁线。第一梯队里有老红军副参谋长欧阳毅，脚程快，经验老到。第三梯队轮到王智涛指挥，刚踏进封锁区就撞上日军骑巡。临危之间，他把学员分成五个小组潜向林子，用反包围动作掩护主力脱出。事后他才知道，这是罗瑞卿特意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他，既考验，也帮他在作战部队里立威。

五月底，一纸军委电报下达：王智涛正式出任纵队参谋长。电报落款毛泽东。罗瑞卿笑着递给他：“现在没人再说‘代’字了，安心干。”王智涛接过电报，半晌没出声。

从此，他跟着部队在晋东南、冀南转战，指挥沁源围困战、蟠龙镇伏击战，摸爬滚打两年多，终于让那些只信战场资历的老连长服了气。一次战后总结会上，老排长张宝海憨憨地说：“王参谋长，会打仗比会讲课更服人。”这一句直抠他心窝。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教育岗位转到野战岗位并不容易。习惯了教案条分缕析的王智涛，最初批示作战图还按照苏式符号标注，基层连排却看不懂。他干脆在战壕里教战士识图，边画边讲，嘴上埋怨“翻译麻烦”，心里却慢慢放下那点“留苏优越感”。

1941年春，纵队总结两年来的教学与作战经验，罗瑞卿把“战斗型教官”列作重点条目，开头一句写道：“王智涛转型的经历，值得所有教员借鉴。”这一段后来收进《抗大教育史料选编》，坊间传为趣事。王智涛读到时自嘲：“当年只盯着一个头衔，差点耽误正事。”

岁月滚滚，王智涛先后出任东北军区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军衔评定时，谭希林、韩振纪、曹里怀都成了上将，他仅是中将，却再没像三十出头时那样介意。一次谈及往事，他笑说：“官大官小，打仗顶用就行。职务只是个标签，别老想着标签有多闪。”话语平淡，却道出了当年那场“想多了”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