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由人民军队创建的八大抗日根据地，负责人都是谁？

“1940年初冬的窑洞里，毛泽东忽然问：‘如果北平到广州都燃起星火，日军还能横着走吗？’”一句反问，道出了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日军在正面战场扶摇直上，却始终拿游击区没辙，原因便在这里。一支支刚刚换上灰布军装的队伍，悄悄向华北、华中乃至岭南深处渗透，边打边建，最终汇成八块基业。下面依时间先后梳理八大根据地的诞生脉络，并点出各自核心指挥者。

1937年9月，平型关刚打完，聂荣臻带领115师部分部队翻五台山，秋雨打在钢盔上噼啪作响。几支小分队撒向易县、灵寿、阜平，很快连成片。晋察冀根据地由此萌芽，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贺龙、关向应后来也加入领导序列。到1943年，正规军、地方武装与民兵加起来接近一百二十万，日伪的“铁壁合围”硬是被砸出无数窟窿。

同月，贺龙率120师越过雁门关，落脚岢岚河畔。晋西北山梁间一盏盏篝火亮起，晋绥根据地摇篮就此摆好。贺龙指挥员，关家垴出奇兵、夜袭阳明堡等战例频出，兵力从一万三增长到近十万。外人不知道的是，贺老总常把“缺枪支就抢，缺粮食就挖”挂在嘴边，十分接地气。

紧接着10月，刘伯承、邓小平率129师南渡滹沱河，扎根太行山。枪声在狼牙口回荡，晋冀鲁豫根据地逐步铺开。刘伯承负责军事，邓小平抓政治动员，二人被称为“太行双璧”。到抗战尾声，这一根据地面积十四万平方公里，成为华北南翼的“门闩”。

1938年春，黎玉和陈光先行进入山东，罗荣桓随后赶到接任军区司令兼政委。平原地势开阔，不利游击，但罗荣桓挖了条“地道战+交通站”组合链，硬是让日军晕头转向。山东根据地高峰期正规军二十七万，民兵超过五十万，兵员数字仅次于晋察冀。

1938年夏，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带领下横渡长江，插入苏南青浦、溧阳一带。粟裕、张鼎丞、陈毅三人分兵掎角，华中根据地由东向西展开，最终形成八块区片。粟裕爱说一句大白话：“淮南稻子可以接济苏中，客船就是运输线。”靠着这种灵活调度，华中部队人数突破三十万，民兵六十万，日军只敢沿铁路龟缩。

如果把视线向北挪，九一八后的东北早已烽烟。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人在密林雪原里打游击，代号东北抗联。名义上没有“根据地”字样，实则白山黑水遍布抗联密营。杨靖宇担任第一路军总司令，他牵制十七万日伪兵力，迫使关东军烦不胜烦。

1944年10月，一支编号为三五九旅、却脱胎自八路军南下支队的部队踏入湘鄂边，领头的是王震。队伍从延安一路打到洞庭湖畔，被称作“第二次长征”。王震与王首道分工明确，边打边种，把棉花、红薯都种到了枪眼旁，湘鄂根据地立足成功。

华南也不太平。曾生、王作尧在广东惠阳、增城山区发动游击，东江纵队诞生。根据地虽不足北方广袤，却扼珠江口要冲，日军补给线被持续骚扰。曾生任司令，王作尧管政工，两人配合默契。到1945年，东江根据地面积约六万平方公里，成为华南最大的红色堡垒。

细看这八块根据地，一北一南，一纵一横，像棋盘上的八颗钉子。日军试图拔钉，却始终顾此失彼。不得不说，人海不是关键，背后的组织才是核心。每个根据地都设置了党委、军区、行政公署，边打仗边建政权。以晋察冀为例，冀中行政公署下辖县政府一百三十多个，税收、粮秣、情报一条龙，保证部队吃穿用。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地之间还存在“联保”机制。1941年，晋察冀缺盐，山东军区就用海盐换取棉布；同年，华中弹药紧张，东北抗联托海上秘密线运送火药。这种跨区支援，让日军很难搞清楚八路军、新四军究竟有多少后手。

时间推到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彼时八大根据地拥有正规军超过一百万、民兵两百余万。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的群众已经自发参与政权建设，为随后的解放战争储备了政治土壤和后勤条件。领导者们或许未曾想到，当年在麦田边、稻谷旁立起的一个个游击区，会成为改写中国命运的奠基石。

这就是八大抗日根据地及其负责人：晋察冀——聂荣臻；晋绥——贺龙；晋冀鲁豫——刘伯承、邓小平；山东——罗荣桓；华中——粟裕、陈毅、张鼎丞；东北——杨靖宇、赵尚志；湘鄂——王震；东江——曾生、王作尧。八块阵地，八组旗帜，一段鲜血与火的合奏曲，最终奏响了民族解放的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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