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三大战役之后，英勇的人民军队，又展开了哪三场大战

“1949年4月20日夜，江面那头亮起了火光！”警戒船上的老兵扭头朝指挥所喊了一句。短短十来个字，宣告了新的战幕已经拉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刚画上句号，但解放战争远未结束，长江、湘南和云贵川的炮声正在酝酿。

翻开那年的作战日记，第一件大事便是百万雄师横渡长江。长江天险历来被视作“陆上长城”，蒋介石把希望全部押在这条水线，部署了汤恩伯集团几十万兵力，外加海军两支舰队、空军四个大队，想着依托炮艇、扫射和水雷拖住北岸的进攻。可惜算盘再精也禁不住木帆船和小火轮的夜袭。东、中、西三路将士各带一百余门山炮，贴着水面密集射击，炸翻了江心的浮桥。粟裕军团抢滩镇江，谭震林那边在安徽和敌人缠斗，刘伯承、邓小平则把突破口选在江西九江段。计划紧凑，节奏快得惊人——四十二天里，43万国民党部队被歼灭，南京、上海、武汉相继门户洞开。数值摆在那儿：人民军队付出6万人伤亡，蒋介石在长江防线上投入的心血则几乎一夜蒸发。长江以南出现真空，广州成为国民党新的逃身之地。

有意思的是，南下部队正忙着追击，湖南、广西方向却冒出另一团乌云——桂系。白崇禧自诩“小诸葛”，身后桂系主力尚保持完整建制，火炮、坦克、训练一样不少。土地革命时期吃过桂军的亏，第四野战军对这股“老对手”再熟悉不过。面对白崇禧“固守衡阳、宝庆、邵阳”三角阵的盘算，林彪、罗荣桓选择分兵穿插。西面骑兵迂回怀化，南面212师夜渡资江，萧劲光中路猛插衡阳车站，总攻一声令下，国民党空军还没来得及起飞，衡阳通讯枢纽已被切断。决战仅十余昼夜，桂系的主力被撕碎，白崇禧不得不向广西方向溃退。衡宝战役直接扫平了湖南南部与广西北缘，给广东、海南乃至西江水道的解放铺平道路。对桂系而言，衡宝一役几乎等同元气尽失；对人民军队来说，这块长年难啃的“桂系骨头”终于被咬断。

长江天险破了，桂系折了，蒋介石把最后的赌注押在西南。彼时重庆仍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西南所属川军、滇军、黔军林立，号称90万。数字吓人，其实一触即碎。西南地形崎岖，铁路线少，公路更是时断时续，百万军队靠几条山路输血，很快就会失去机动能力。二野和十八兵团充分利用这一弱点，兵分两线：邓小平赴重庆、刘伯承抡起大迂回，由川东北穿插至成都平原；18兵团则由贵阳、昆明方向合围滇黔。值得一提的是，地下工作者的穿针引线起到了“润滑剂”作用。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先后宣布起义，西南军政要害瞬间变天。蒋介石原想在成都拖成“第二个陪都”，却在1949年12月10日凌晨匆匆登机飞往台北。西南战役至此收束，川、滇、黔、康全部纳入新政权版图。

渡江、衡宝、西南三大战的相同之处，并不只是规模或伤亡数字，更在于背后的战略节奏。辽沈、淮海、平津解决了主力，随后三战则集中于打“天险、顽强集团、最后巢穴”这三张底牌。长江失守意味着天险无效；桂系被歼代表最后一个能成建制野战的集团不复存在；西南易帜则把蒋介石的权力核心从大陆根部拔除。三道防线层层瓦解，速度之快，让许多观察者直呼“比北方决战还震撼”。

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战役不仅是军事胜利，同样考验了后勤和动员。渡江时，木帆船靠的多是乡绅、渔民自发改装；衡宝前线弹药食盐都需铁路昼夜运输；西南进军则面对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汽车轮胎损耗率高得离谱。纵观全局，群众基础厚实与否，直接决定行军速度。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阔别家乡已久的船老大、挑夫和民兵，他们那一船船、一担担物资，很可能就拖慢主力部队的攻势节拍。

从战役指挥角度看，也能发现一个规律：北向决战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而南向进军则更加注重政治工作与策反。西南战役初期，军事行动尚未全面铺开，地下党已打通昆明、贵阳、成都的电台，“欢迎代表团”甚至比先头部队更早进入城里。军事与政治的配合，被不少后辈军官视为教科书级范例。

英勇的人民军队完成这三大战后，中国大陆的地图才真正变成今日的模样。长江以南获得连片通道，粤港澳后路被掐断；两广、海南、西南高原相继归队，海峡对岸的缺口逐渐暴露。战争的枪声并未立刻停歇，但此时再无成建制的国民党野战集团；余下的只是孤岛据点、山地游杂与海上拒守。

回看三大战，数字冰冷，背后却跳动着几十万普通士兵的脉搏。有人在江面抵住风浪，有人塞进衡阳废墟的门洞里抢修电话线，还有人在川藏道路上推着翻车的卡车一步步往前。他们没有宏大的辞藻，却用齿轮般的协作让战役进度表一页页翻完。听那位亲历者的原话最有分量：“我们跟着命令走，只知道得把前边的山头拿下，后边的事自然有同志接着干。”质朴，却是那三场大战最精准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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