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兵团政委转业地方职务不高，老部下从军政委转业，成他的上级

“1954年三月的兰州站台，你是来挑大梁的？”张仲良提着旧皮箱，一句半玩笑半试探的话飘进风里。

月台上那两个人，一个穿呢子大衣，一个仍习惯挂着挎包。七年前，他们还在关中渭水边举着指挥刀；如今卸下枪械，却要为一省的粮食、铁路线和灾荒担子抉择。西北的风很冲，吹不走上下级易位带来的微妙。

张仲良此番受命，头衔写着“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候补”，纸面分量不轻。可兰州城的干部背后议论：真正懂西北情形的是王世泰，那位刚被抽去北京、挂了个铁道部副部长的老政委。戏剧性就此拉开。

追溯到1945年秋，延安枯黄的坡梁还残留炮火痕迹。中央一纸调令把晋绥军区单独拎出，王世泰被推到代司令位置，张仲良成副政委。不到三万兵力，却要顶住胡宗南二十多万人的夹击。为了稳住指挥权，1947年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挂牌，张宗逊挂帅，王世泰打副，张仲良继续政治主官。三角配置，说复杂也简单：谁枪打得准，谁能把散兵游勇捏成钢。

缺衣缺粮是常态，军规松散才是急症。两位政工干部干脆合设教导大队，战士交枪进课堂，一连三十天只谈纪律、讲军魂。那阵子战士混着泔水吃谷壳，仍能在作息铃响后站得笔直，张仲良后来回忆：“好不容易改掉的游击习气，一放松就反弹。”

西北主力改编成野战军后，编号四纵，王世泰兼纵司令兼政委，张仲良补位纵队政委。干部对两人的称呼从“王司令、张政委”变成“王老、张老”，表面亲热，其实是对常换番号、常迁驻地的无奈调侃。

1949年西北全境解放。四军成立，王世泰升兵团政委，张仲良原位。甘肃、青海接连纳入新版行政地图，中央需要“熟路”的人。彭德怀一句话：“缺地方官，就把能打仗的调下去，很快学会。”于是王世泰被派甘肃省副主席，张仲良随后进青海当省委书记。纸面看，王世泰仍属上级，细究却能读出试水意味——谁能在地方把摊子铺平，谁就能坐正。

甘肃局面不轻松。土改尾声、民族宗教问题还缠着绪，外加河西走廊多年欠收。“副主席”其实是冲锋队长，干的都是一把手的活。王世泰在兰州主持整顿盐碱地、修黄河提灌，几个月跑遍祁连山脚。省里流行一句顺口溜：“老王不止会打仗，还会扒苞谷。”

正干出眉目，王世泰忽被抽调北京。铁道部副部长的任命把他从西北大漠送到中南海东侧办公室。有人说委屈，他只回了一句：“调令无小事，服从就是。”

时间拨到1954年初，张仲良一步跨进甘肃省委大院。昔日副手成了省里“一把抓”，兰州市面传来冷暖不一的风声。有人惊讶，有人拍手，也有人暗暗算计，毕竟军队经历和地方资历一路交错，总有人要上，有人得让。

接任伊始，张仲良面对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奏。粮站敞口，社队账本空洞，信访袋子塞满诉状。他不得不重新向北京调援粮，甚至向旧上司王世泰求一条铁路运输线的车皮配额。电话里，两人少了当年战场的铿锵，多了算细账的平静：“老王，急需两列敞车，三天内到天水。”对方只回：“给我编号，晚上批。”

1960年，王世泰被再度送回甘肃，挂书记处书记。名义仍是副职，却要配合张仲良处理“跑、冒、滴、漏”与“吃大锅饭”的老病。双头领导难免掣肘，中央干脆在1961年1月换帅：汪锋成第一书记，张仲良降为第三书记，王世泰维持书记处，分工农业、财政。舆论场里一句戏言——“一个省三位书记，甘肃党委像三匹马拉一辆车”。

复杂形势下的三匹马并没跑远。运动风暴席卷全国，王世泰因所谓“右倾”言论被审查；张仲良也因“大跃进”盲目指标被追责。1965年后，两人先后成为“靠边站”的干部。王世泰留在兰州编写《甘肃经济资料汇编》，张仲良外放鄂西山区，挂名革委会副主任。

1971年秋，中央下文给“老西北班底”松绑。王世泰重回省革委会当副主任，仍负责群众生活恢复。公文没写，但熟人都知道：祁连山林区护木、白龙江流域水利，他比谁都顺手。张仲良的命运则平稳低走，仍是副主任级别，偶尔应酬外宾参观茶场。

粉碎“四人帮”后，干部重新排座次。王世泰当上甘肃省政协主席，再升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仲良留在副主任行列。战友之间并无明说，可队伍里流传一句“陕北红军出两个‘老张’，一个冲在前，一个稳在后”。稳在后的那位向来温和，冲在前的却被各种标签折腾大半辈子，冥冥中似有宿命味道。

1981年冬，两人在政协礼堂并排落座，一场西北老战友座谈会。主持人请他们谈解放战争的“背水一战”，王世泰端茶抿口，平声道：“没有背水，只有拼命。”张仲良在旁补一句：“拼命后还要活下来，才好给老百姓种麦子。”会场安静了几秒，随后是一片掌声，没有任何煽情，却透出针锋相对的年代已远去。

从塞上烽火到庙堂公文，两条轨迹在不同节点交叉、分离、再相遇。职务高低、先后顺序，都被更宏大的时代推着改写。西北风依旧粗砺，站台、军号、电话、电报，曾经的上下级也早明白：换了方位，目标仍是同一个——把手里的烂摊子变成活路。几十年浮沉，胜败其实早定在那句老话里：服从调动，继续向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