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医院乱象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陈中华：医院乱象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从检验科主任的巨额贪腐，到民营医院的“套路诊疗”；从新生儿感染的悲剧，到制度防线的层层失守……当前医疗领域的种种乱象，已彻底突破行业伦理底线，严重侵蚀社会公平与民生福祉，到了必须用猛药、出重拳的危急关头！

一、三甲医院之殇：集体受贿与耗材造假的黑金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这家全国知名的三甲医院，曾曝出一起持续近十年、震惊全国的“案中案”。一条由“企业造假+医生受贿+医保骗保”构成的完整黑色利益链浮出水面。

涉事企业凯利泰瑞特医疗科技公司为牟取暴利，在骨科手术中系统性造假：实际使用低价耗材，却在结算时贴上伪造的高价产品合格证，甚至将手术剩余连接杆回收重复计数，骗取医院采购款超1700万元。

为打通关节，该公司以销售额30%–40%的比例作为回扣，向18名骨科主刀医生行贿总额高达2271.9万元。回扣输送方式极其隐蔽：小额用信封，中额用快递，大额则藏在牛奶盒中。最终，医院被重罚近6000万，企业负责人获刑11年余，但18名受贿医生的追责情况却未完全公开，“执法是否一视同仁”的疑问，依然高悬。

二、腐败蔓延之痛：从科室到高层的“塌方式”沦陷

医疗腐败已呈现出系统性、塌方式特征。2024至2025年，贵州省医疗系统掀起反腐风暴，多名高校附属医院“一把手”及高层密集落马。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原院长梁贵友，在16年间利用药品、设备采购等职权，非法收受财物2167万余元。其忏悔画面被录入反腐专题片，警示后人。同期，贵州省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刘健、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武卉等多位三甲医院掌舵人也相继被查。

这些落马者多在医疗系统深耕数十年，从科室主任一步步晋升至院领导，构建起覆盖“采购-销售-诊疗”全环节的腐败网络，最终导致医疗资源错配、百姓看病负担加重。

三、底线失守之恶：“恶魔医生”刘翔峰案警示录

2024年10月31日，湘雅二医院医生刘翔峰案一审宣判。他因故意伤害罪、受贿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法院查明，他为牟取额外手术费，竟夸大病情、虚构病征，对6名本无需手术的患者实施手术，导致5人重伤致残，1人轻伤。此外，他还收受巨额回扣，非法侵占手术耗材。

我认为：刘翔峰的行为已远超普通医疗过失，是系统性、恶意地践踏患者权益与医学伦理。其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完全符合《刑法》中“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节。如此判决，恐难以抚慰受害者及其家庭承受的永久性创伤，司法理应亮剑，彰显生命尊严不容践踏的法治红线。

四、乱象根源：权力失监、逐利冲动与制度空转

腐败病灶深植，权力寻租无孔不入
医疗腐败已形成“关键岗位集中、利益链条固化”的恶劣生态。设备采购与耗材供应成为重灾区，仅2025年初，全国就有10名检验科主任被查。更有医院“一把手”在前脚主持反腐会议后，后脚便应声落马，上演现实版“两面人生”。

过度医疗泛滥，逐利之心取代仁心仁术
在部分医疗机构，“以患者为中心”异化为“以收益为中心”。黄石博仕肛肠医院被查病例中，过度医疗比例高达90%，手术率远超正常水平。在“按项目收费”旧模式与低违法成本的双重驱动下，患者的健康和钱包成了待宰的羔羊。

制度形同虚设，监管缺位酿成悲剧
从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新生儿感染致死事件，到国家卫健委通报中占比47%的绩效问题，都暴露出“内控真空”与“监管弱化”的系统性漏洞。“医院自查自纠”无异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难以形成有效约束。

整治之道：唯有刮骨疗毒，方能重建信任

面对沉疴痼疾，零敲碎打的修补已无济于事，必须实施“制度、监管、问责”三位一体的全链条治理：

制度重构，以支付改革扭转逐利机制：全面推行DRG/DIP预付制，让医院从“多开药多赚钱”转向“优疗效控成本”。同时，将收受红包、回扣明确纳入受贿罪，彻底堵死“以纪代法”的后门。

监管升级，用穿透式审计打破信息黑箱：强化飞行检查，对整改不力的医院果断暂停医保支付资格。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从采购到诊疗的全流程监控。

问责到底，以终身禁入震慑后来者：对涉腐医务人员，必须依法严惩、坚决吊销执业资格并实施行业终身禁入。让违法成本远超获利空间，才能彻底斩断利益链条。

医疗，关乎生命，关乎民心。医生收受红包，必须按受贿罪论处！绝不能再让医院自查自纠，以纪代法、以罚代刑！唯有法律真正亮剑，监管切实到位，问责落到人头，才能荡涤污秽，还医疗系统一片清朗天空，重建那份至关重要的医患信任。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