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天玉：邢福义先生对我读书的三次指点

第一次指点：少听课，多读书

2007年我考回华师，攻读硕士时，其实，我不怎么读书，我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听课”，我当时的想法是“听的越多，就学得越多”。每天从早到晚，都被“听课”排得满满的。我每天疲于奔命地奔波于各个教室，辗转于各个教学楼。

一天下午的5点半，我刚“蹭”完本科生的“语言逻辑”课，正走在文学院的门口处，发现邢老师也站在门口，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好像在焦急地等人，他一会儿看看手里的文件，一会儿看看下课的学生，于是，我就主动走上前，询问邢老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邢老师笑着回答，他在等吴振国老师，有个重要的文件要给他。在陪邢老师等吴老师时，邢老师好奇地问我，我背着大书包要干什么去？我忙解释说，我才听完课。邢老师又问我今天学了些什么？我立马拿出我的课程表，告诉他，我今天上午12节学了什么课，34节学了什么课，下午56节学了什么课，78节刚刚听完语言逻辑课，晚上910节又准备去听什么课。

等我说完，邢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心沉迷于听课的学生，是没有前途的。”“有前途的学生，是有个人思考的 。”他建议我以后“少听课，多读书。”我心想，“听课不也是学习吗？为什么要少听课，多读书？”我带着诸多的不解，离开了。

后来，在一天天地“蹭”课中，我渐渐地发现我的时间利用率很低，两节课听下来，我只收获老师讲的一两节内容，可是如果两节课拿来自学、读书，我就可以收获一两章的内容。学习一门课程，我要连续听一个学期才学完，但如果我自学的话，我一个月就可以学完。

当时的我，已经在高校工作了6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学能力，“知识性”讲解的课，真的，正如邢老师所说，没必要去听了，我完全可以自学。就这样，研二时，我调整了自己的学习方式，对于“研讨型”的课程，我还是坚持去听，更多的是，我挤出大量的时间来自学，来读书。我有时一周读一本，有时两周读一本，一个学期下来，我读了一二十本书，比听课学到的多得多。

在语言所，邢老师常说：“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升”。邢老师经常鼓励研究生自主学习，主动研究问题，自己去发现问题，老师只是“导师”。他说，读研究生不在于天天去听课，重要的是研究，研究生的任务就是研究。

第二次指点：不仅要多读书，还要会读书

2010年，我考上邢老师的博士，有天我从图书馆借出了许多本书，在回宿舍的路上，恰巧碰到邢老师在散步。邢老师看我像个“骆驼”，背包里鼓鼓地装着书，手袋里满满地提着书，他一脸严肃地问我：“你怎么一次借这么多书，这一次看得完吗？”

见我不回答，他继续说，“读书是要讲章法的。”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不仅要多读书，还要会读书。”“对于特别好的文章，你要认真看，反复看，看一遍还不行，要仔仔细细，来来回回地看。”“对于一般的文章，你大可不必借出来，你直接就在图书馆里看，最好站在书架那里看，一目十行地浏览一下目录，明白作者的大意就足够了，如果将来要研究这个相关的问题，你再回头找来看也不迟。

邢老师的这一番“教诲”，又让我“上台阶”了。不仅要多读书，还有会读书。我至今都铭记在心。

2016年，我跟随湖北卫视摄制组拍摄“荆楚社科名家——邢老师专题片”，在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办公室采访李宇明师兄时，李老师告诉我们，他1981年跟随邢老师攻读硕士时，就听华师图书馆里的老师说过，邢老师特别爱读书，曾把华师图书馆馆藏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读了个遍。图书馆那借书卡片上，都密密麻麻地写着邢老师的名字和借书的日期。在邢老师的家里，邢老师也订阅了上十种杂志，像《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十月》《花城》《长江》《芙蓉》等等，杂志上面圈圈点点，杂志的最后面，常有各种提示。凡是邢老师看过的杂志，其他人是不能动的。为什么？因为邢老师要从这些文学作品里去了解现当代的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从里面寻找例句。我们现在看邢老师的论文，就会发现，邢老师的论文里有大量贴切、生动、新鲜的例句，这些例句都来自于邢老师数十年坚持的“广泛阅读”。

在采访澳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徐杰师兄时，徐老师说，1981年，他和李宇明老师、萧国政老师，他们三人考上了邢老师的硕士，1982年，邢老师来给他们三人上课，当时邢老师基本上是空着手来的，过了一会儿，邢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三张皱巴巴的复印纸，好像是从《人民文学》刊物上随便复印下来的，三张纸给了他们三个人，一人一份，干什么？要他们拿回去认真看，要看半年。他们当时觉得特别困惑，这不就是一页小说嘛？有啥好看的？每个字又不是不认识，也没啥好玩的故事，更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但邢老师却执意要他们拿回去认真看，并且一定要看出名堂来。于是，他们三人，走也看，坐也看，睡也看，天天都在看，半年就看这一页纸，看这一页纸上的每个句子，能不能变个花样？为什么能这样变，却不能那样变？每个句子，方言怎么说？古汉语怎么说？外语怎么说？看着看着，问题就看出来了，研究的题目就找到了。徐老师就发现了这么一句话“你都喜欢吃什么？”这个句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这个句子中“都”却怪怪的。一般句子“爸爸妈妈都喜欢吃”里面的“都”指前面，爸爸妈妈是复数，而“你都喜欢吃什么”中的“都”指后面，你是人称单数。慢慢地，徐老师越看越开心，越看收获越大，发现越多。于是，他就写了篇关于“都”的论文，1985年《汉语学习》第1期，就发表了徐老师的这篇处女作。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徐老师至今都说，邢老师这种“把一页小说读半年”精读式的教育，让他受益极大，让他养成了从平凡的现象中发现不平凡的道理。

在采访广州大学党委书记屈哨兵师兄时，屈师兄告诉我们，他跟随邢老师读硕士时，也接受过“把一页小说读半年”的精读训练，邢老师也曾让他去“一页小说”上找题目，他呆在宿舍里，半年时间，白天黑夜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一个词语一个词语地琢磨，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分析，终于，他最后在这页纸上找到了他的研究论题——《“由于”句的语义偏向》，2002年《中国语文》第1期发表了他的论文。令人意外的是，邢老师在屈师兄“由于”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由于”进行了讨论，发表在同年《中国语文》第4期上。屈老师说，邢老师这种“把一页小说读半年”的精读式训练，让他学会了做研究。他硕博都是跟着邢老师读的，他很感谢邢老师的教导，邢老师平等对待学术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令他终生难忘。

通过师兄们的讲述，我终于明白了，邢老师所说的“读书要讲究章法”的内涵，就是要“泛读”和“精读”相结合，即既要坚持“ 把现当代文学作品读个遍”的泛读，也要坚持“把一页小说读半年”的精读，既要有读书的广度，也要有读书的深度。

第三次指点：读别人的书就是为了写自己的书

读博一时，我系统地精读了邢老师的6本专著，每一篇文章，我都反反复复地看，不仅看文章的表面、正面和一行行文字，还看文章的背面、反面和字里行间隐藏的奥秘。在精读过程中，我常常被邢老师精辟的理论，精细的分析，精致的表达所折服，常常读着读着，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赞叹不已。

元旦前夕，在语言所邢老师办公室，我向邢老师详细汇报了“近期读书情况”后，邢老师对我说，读别人的书是为了写自己的书。你读了这么多书，你写了多少个字？邢老师这一问，我哑口无言。这半年我只读书，一个字都没写啊！邢老师见我半天不回答，接着又说：“读书是为了创造。”“你每天读书后要思考，关上书后要能提出自己的主见。”“读书就是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就是要不断地“否定—超越—再否定—再超越”。那天，邢老师开始给我布置新任务了——“每天写一千字”。

2011年3月3日，邢老师给华师学子做了一场题为“复制与抄袭”的学术报告，号召研究生们要做干净纯正的人！要做自强自立的人！”邢老师的讲座引起了校内外的广泛热议。随后，国内十余家高端媒体纷纷跑来采访邢老师。由于全程参与接待记者，我花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法“每天一千字”。

有次，邢老师见我就问：“你今天写了多少个字？”见我支支吾吾，他急了，他说：“天玉，你要学我呀，每天一千字。”“活动热热闹闹，风风光光，但忙过了，你就要静下心来‘补作业’呀！”

于是，他就给我讲，他是如何坚持每天一千字的。邢老师说， 1994年他给出版社写《汉语语法学》，为了两年后能按时交稿，他给自己立了个“法”，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一千字。如果哪一天没有写，就在桌前的小台历上打个圈圈，规定自己第二天一定得补上；如果出差，回来后，就必须按天数补上。那个时候，他每年都要去北京开“两会”，每年都要去北京评审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至少为这部书写一千字。有次，他从国外回来，在北京转机，由于武汉的班机晚点，他就坐在机场的大厅里，在8个小时的等待中，竟补起了3天的“作业”。

为了避免我陷入“热闹的活动”中，邢老师规定，每天要我把自己的“写作”在睡前用邮件的方式发给他，他只看字数，不看内容。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我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忙着“写作”，慢慢地，我的字数越写越多了，我的想法也越来越丰富了，我经常为自己的“新发现”而开心，我找到了写作的快乐。一年后，我42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完成了。

2013年7月，我进入了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继续做邢老师“学术思想”的研究。为了能得到邢老师更多的指导和解答，我特意在华师租了个房，将原博士学位论文，继续打磨提炼。在这两年里，邢老师还似以往，每周追问我的“进展”，同时对我的要求也更高了，在文章的细节和表述上，每周都要给我“补课”。2014年6月，在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帮助下，我的学术专著《邢老师为学路》和合著《邢老师学术陈列室》终于面世了。

邢老师常说，学习就是创造。读别人的书就是为了写自己的书。学习别人的东西，就是为了创造自己的东西。“文革”期间，邢老师从同学那里得到一本《逻辑学》旧书，他如获至宝，反复地读，反复地悟，在书中画各种各样的符号，做各种各样的标记。同时，他又联系汉语实际，把逻辑学应用到汉语复句研究中来，形成自己的“语言逻辑”，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邢老师的《逻辑知识及其应用》。此后，邢老师就以复句为“据点”，展开系统深入全面的研究，写出了复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汉语复句研究》，成为了“全球汉语复句研究第一人”。

在邢老师身边学习17年，虽在读书上，邢老师对我只有三次指点，但这三次指点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邢老师对我的“因材施教”和“精准施教”，让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可见，一位好老师对学生是多么的重要啊！一位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啊。

人们常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今生能遇到邢老师这样的“经师和人师合一”的“好老师”，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能有幸整理和挖掘邢老师的学术思想，是我此生最大的光荣。

本文转自“先导之声”公众号，原载《湖北日报》，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邓天玉老师。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