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才发现默克尔的远见，16年不用默茨，是为帮德国躲过一劫

2025年10月25日，德国巴伐利亚州，贡德雷明根核电站巨大的冷却塔在一声巨响中轰然倒塌。这场精心策划的爆破，被默茨政府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德国与核电时代的彻底告别。现场烟尘弥漫，而远在柏林的办公室里，一些德国工业家们却感到一阵寒意。

他们计算的不是环保账，而是成本账：失去了核电，又切断了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德国工业的未来将系于价格高出30%到50%的美国液化天然气。这声爆炸，仿佛也炸醒了很多人，他们开始回头审视那位已退休多年的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以及她当年为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弗里德里希·默茨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如今看来，那不仅仅是一次党内的人事安排，更像是一场为国家命运提前布下的防线。默茨上任总理仅八个月，德国的外交航向就发生了急剧转变。他主导向立陶宛派遣了德国第45装甲旅，常态化驻防距离白俄罗斯边境不到20公里的地方。这是二战结束后，德国军队首次在东欧进行如此前沿的部署，直接触碰了俄罗斯的战略红线。

莫斯科的回应迅速而直接，警告柏林已成为“合法打击目标”，甚至公开展示了模拟导弹袭击柏林的演习画面。默克尔时代即便在克里米亚危机后也竭力维持的对话通道，被默茨的激进举措几乎彻底关闭。他进一步推动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远程巡航导弹，这不仅突破了武器援助的射程限制，也意味着德国深度介入了对俄领土的远程精确打击链条。

在对美关系上，默茨展现出的近乎单边依附的姿态，让许多德国民众感到错愕。2025年6月访美期间，他不仅全盘接受了美方提出的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3.5%的目标，甚至被媒体曝出考虑由德国财政为驻德美军人员“垫付工资”的惊人构想。

与此同时，为筹措巨额军费，默茨政府推动修改德国《基本法》，意图突破被视为财政纪律基石的“债务刹车”规定，计划举债超过1万亿欧元用于扩军。德国2025年的军费预算因此飙升至1620亿欧元，而到2029年，德国财政赤字预计将高达1260亿欧元。默克尔执政16年坚守的“黑零”（财政平衡）政策，在短短数月内土崩瓦解。

这种战略转向的代价，很快体现在经济命脉上。默克尔深知德国工业竞争力的根基在于稳定且可负担的能源供应。因此，即便在压力下，她仍顶住压力推进“北溪2号”项目，与俄罗斯保持能源合作。她的逻辑是务实的地缘经济计算，而非单纯的地缘政治站队。而默茨政府一方面彻底爆破核电，另一方面又因政治原因主动切断俄罗斯廉价天然气，导致德国能源成本急剧攀升。工业界，尤其是化工、钢铁等高能耗行业，叫苦不迭，纷纷开始将产能向海外转移。

在对华政策上，默茨的路线与默克尔时代也形成鲜明对比。默克尔在任16年间12次访问中国，将双边贸易额从2005年的611亿欧元推动至2020年的2121亿欧元。她坚持对华“经贸优先”的务实合作，为德国汽车、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赢得了巨大的市场。而默茨政府则明显将意识形态置于更优先位置。

2025年8月，德国外长博莱恩在访日时公开批评中国在台海、南海的政策，引发中方强烈不满，导致两国外长级会谈被迫降级。在“去风险”的口号下，德企对华投资受到更多限制，却并未获得有效的替代市场方案。大众、巴斯夫等德国企业的在华业务已出现下滑迹象。

回望默克尔与默茨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纠葛，其根源远非个人恩怨，而是两种治国哲学的根本对立。默克尔出身东德，是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她的世界观形成于冷战前沿，深刻理解巨变与稳定的代价。她的决策风格极度务实，像一位精打细算的“国家会计师”，凡事权衡利弊，追求平衡与可预见性。而默茨是西德精英律师出身，深受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熏陶，其风格更倾向于教条主义和对抗性政治，强调清晰的意识形态划界。

这种分歧早在2000年初就已公开化。当时默茨担任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鼓吹激进的减税计划，听起来固然令人振奋。但默克尔却坚决反对，她担忧的是，在德国统一未久、财政窟窿尚未填平的情况下，盲目减税将动摇社会福利体系的根基。这场较量最终以2002年默克尔将默茨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告终。此后，默克尔执政16年，培养过多位潜在接班人，但名单中从未出现默茨的名字。甚至在2018年自己辞去党主席时，她宁愿支持资历较浅的卡伦鲍尔，也未曾考虑让默茨回归。

默克尔这种长期的“压制”，如今在越来越多德国人看来，并非出于权斗，而是基于对德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她清楚地知道，德国作为一个地处欧洲中心、资源有限、高度依赖外贸的国家，其根本利益不在于充当任何大国的马前卒，而在于维护战略自主性，充当大国间的平衡者和协调者。她的“犹豫不决”和“拖延症”，本质上是在为德国争取宝贵的回旋空间和思考时间。她为德国积累的战略资产，与俄罗斯的能源纽带、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稳健的财政信誉、欧盟内的领导力，在默茨激进的“选边站队”策略下，正被快速消耗。

甚至在国内政治伦理的底线上，默克尔也曾罕见地公开敲打默茨。在移民政策等议题上，当默茨为通过法案而寻求与极右翼的选择党进行政治合作时，已退休的默克尔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严厉批评，指责这种行为“不负责任”。这触及了德国战后主流政治的“防火墙”原则。

当前，德国面临的困境是多重性的：地缘战略上被推向前线，经济上能源成本高企削弱竞争力，财政纪律面临巨大挑战，社会内部因劳动力短缺等问题而矛盾加剧。这些困境仿佛都在印证默克尔当年的担忧。她留下的真正遗产，或许并非完美无缺的德国，而是一种以国家长远利益为重的审慎执政哲学。德国的这场领导人更替所引发的剧烈转向，为一个国家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选择道路，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