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老郑”，因贪吃叛变，若不是他，台湾或已回归

“1950年3月15日深夜，你要是想再嚼一口牛排，就把名单写出来。”谷正文推门而入，语气里半是讥讽半是诱惑。灯光昏黄，蔡孝乾却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彼时，解放军在厦门集结，炮兵阵地已经对准对岸，海上运输船连夜调度，一场横渡台湾海峡的行动蓄势待发。中共中央情报系统递到北京的电文显示：岛内交通联络仍然畅通，干部骨干已相继就位，只待统一口令。然而几乎同一时间，台北的保密局里突然出现一条反常情报——“密使1号”疑似暴露。风暴的源头，正是那位代号“老郑”的蔡孝乾。

把时间拨回到1946年夏。抗战胜利不久，台湾光复，岛内形势扑朔迷离。中共台湾省工委改组，挑来挑去，最终选定土生土长且长征出身的蔡孝乾担任书记。资格老、路子熟、本地腔，这三点让他看上去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上海大学时期的进步思潮、瑞金的战地历练、雪山草地的艰难跋涉，都为他的履历添上了难以复制的信任背书。

岛内地下党组织扩展很快。到1948年底，已有十余个工委分布台北、基隆、高雄、嘉义等地。情报、宣传、武装、交通四条线各自独立，又在“老郑”手里汇总，井井有条。苏南大撤退时，解放军使用的“石家庄–金门”潜伏航线，就是台湾工委提供的坐标。此后，一连串准确情报让东南沿海的攻势顺风顺水。

然而，人性的裂缝往往藏在细节里。蔡孝乾到台湾后迷上了高档西餐，牛排几乎天天上桌。为了维系体面，他频繁同岛内资本家来往，不惜动用组织经费填补账面空洞。警觉的同志多次劝他收敛，他却摆手道：“统战也是工作。”一句轻飘飘的解释，掩盖了即将吞噬他的深渊。

1949年夏，台大校园撒出的几张油印传单引来了保密局。抓捕链条从学生延伸到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再到副书记陈泽民。陈泽民在鞭笞和电刑下泄露了“老郑”藏身的泉州街26号。至此，谷正文这条“活阎王”总算摸到了真正的猎物。

第一次被捕后，蔡孝乾倔强地否认身份。谷正文没有急于用刑，而是故意用最差的牢房、最粗劣的伙食消磨他的意志。饺子三餐，清水一盏，对一个嗜肉成癖之人而言，比鞭打更有效。七天后，他主动提出交换条件：“给我牛排。我指路。”

牛排端到面前，他交出一个联络点，却趁看守疏忽跳窗逃走。特务恼羞成怒，封锁全岛车站、港口。两个月后，他们在嘉义乡间再度锁定一身西装、皮鞋锃亮的“外乡农夫”——对，蔡孝乾又为了牛排进城。

第二次落网，他不再讨价还价，直接列出长长的名单：吴石将军、朱枫、聂曦、陈宝仓……总数超过四百人。随后大逮捕迅速展开，波及面以几何级数扩大，最终导致一千八百名地下党员被捕，其中八百余人牺牲。台北通海口岸、台中电台、基隆船运码头三条交通线被连根拔起，情报系统几乎瞬间瘫痪。

吴石的身份尤为关键。作为海军副司令兼参谋次长，他掌握了防御部署与舰艇动向。情报一旦失守，解放军的海上行动必定面临巨大变数。毛人凤将此案呈送给蒋介石时，蒋介石强压震惊，以“军中从严，不得外传”批示，把吴石等人秘密枪决于马场町。

大战略随之改变。大陆原定于1950年夏天实施的渡海作战因岛内交通线断裂而推迟，再加上朝鲜战事骤起，美军第七舰队横空出世，海峡天平倾斜。很多人说，如果蔡孝乾没有叛变，吴石依旧在位，岛内军情持续外泄，年内强渡完全可能成功。换句话讲，统一的时机，可能就在那一年的秋风里。

值得一提的是，事后中共中央对情报工作的反思极为彻底。延安时期定下的“革命意志与个人品质同等重要”原则被再次强调；内地各省、市委重新审定赴台干部人选，严禁单人单线操作；在监狱环境应对方面，还总结出了一整套“反诱供”细则，确保今后不再出现“牛排换名单”的荒诞闹剧。

蔡孝乾晚年被保密局安置在阳明山，行动受限，精神失常。1969年，他写下几页潦草遗言，反复出现一句话：“山中无肉，我很饿。”这并非浪漫悲情，而是贪欲反噬的注脚。

岛内同路人对他的评价极其简短：“吃掉了自己的信仰，也吃掉了一次历史机遇。”这句话流传至今，足够冷峻，足够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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