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5日夜,车子还有五十里就进南宁,政委,您撑得住吗?”卫生员低声问。
灯光晃动,莫文骅捂着腹部,豆大的汗珠顺着鬓角滚落。对他来说,这段路比二十年前走完的长征还难。
一切要从春天说起。3月,解放战争进入收官阶段,中央军委决定把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下设四个兵团。名单里,莫文骅被任命为第十四兵团政委,与刘亚楼搭档。临行前,他在北平处理后勤移交,错过了南下大队伍。7月赶到汉口才得知形势已经变化——刘亚楼调任空军司令,新组建的空军司令部由原十四兵团机关改建,他本人被改派第十三兵团担任政委,接替尚未到岗的肖华。
有人觉得变动频繁,可当时的他反而兴奋。第十三兵团的任务是攻取广西,而广西正是他的根。1929年百色起义后,他追随邓小平、张云逸转战左右江,1932年被迫北上,他与家乡隔绝,一晃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间,红七军七千多人,上井冈,走湘赣,渡乌江,到延安,再到东北,生者寥寥。消息中断,亲情淡薄却从未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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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兵团在衡阳集结后一路西进。解放军当时已经掌握制空权和重炮,战法与当年刀枪加土炮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组织命令中把广西战役分为三阶段:先破柳州罗城,继而南北夹击桂平梧州,最后夺取南宁。兵团自恃兵强火力足,打得很快。短短十来天,柳州已至眼前。
有意思的是,就在柳州外围,莫文骅第一次听见家乡口音的桂剧号子,那一刻他怔住。副司令廖政国拍拍他肩膀:“老莫,你得稳住,离南宁越近,眼睛越要盯紧地图。”他说“没事”,可旁人都看得出那份急切。
柳州战斗11月22日结束。当天夜里,他突然腹部绞痛,以为只是惯常的胃病,硬生生挺过指挥所里的全线电话会。次晨五点,卫生员发现他脸色发青,测体温高烧39度,初步判断是急性阑尾炎。军医建议立即手术,可距离后方野战医院至少百里,前线又正值进军节点。
怎么抉择?一边是个人生死,一边是整个兵团的战斗节奏。莫文骅咬牙说:“打完南宁再躺刀台。”听上去有些“硬扛”的意味,可兵团离不开他。政治工作、政策宣讲、少数民族联络都要他坐镇。最终只开了青霉素和罂粟碱,车队加快速度直插南宁。
11月25日夜,就是开头那幕。随着车灯穿透夜雾,南宁城墙的剪影逐渐清晰。疼痛再次袭来,他额头青筋暴起,嘴里喃喃一句:“难道我等不了这一天?”同行警卫员后来回忆,这句话像在问上苍,也像在质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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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凌晨,进攻号角响起。火网覆盖城墙,突击团从竹排江一侧强渡,守军被迫弃城。日出时分,南宁宣告解放。枪声尚未完全停息,担架把莫文骅抬进了临时救护站。手术器械简陋,医生用酒精反复擦洗止血钳,开腹切下坏死阑尾,整整一个小时,大汗淋漓。手术成功,他却因失血过多陷入昏迷。
三天后,他醒来,看见窗外南门街旗帜招展,捂着纱布,声音嘶哑:“南宁,终于回来了。”一句话不到十个字,医护们忍不住红了眼眶。
随后出现了一幕复杂的场景。消息传开,当地父老把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有的打听烈士亲属,有的送上土鸡米酒。面对那些痛失兄弟的老乡,他很难开口。红七军牺牲数字他背得滚瓜烂熟,却无法讲出一个个名字后面的人生。那味道,比阑尾炎还疼。
12月,第十三兵团完成广西全境扫荡。中央考虑广西少数民族众多,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奇缺,12月底的任命电报里,莫文骅被加挂了几个头衔: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党政军负责人。他索性把行李放下,手术线还没拆,就出席土改动员会。有人劝他歇歇,他摆摆手:“广西拖不得,俺们欠群众二十年的清账。”
1950—1952年,他跑遍桂北苗岭和桂西田州。土改、剿匪、兴修水利,一摊接一摊。试想一下,隔三差五睡吊脚楼,山里潮湿,刀疤处仍隐隐作痛,他却从不抱怨。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干部当时确实缺口巨大。区党委干部名册上,壮、瑶、苗族干部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位。为了培养骨干,莫文骅主导办了“广西民族干部训练班”,从村寨里挑选青年送到南宁集中学习。后来这些人很多成为县、专区的领导力量,对广西稳定作用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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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组织调动再次到来。1953年春,中央酝酿全国军区精简,老将们或进军校、或入机关。秋天电报拍下:莫文骅调东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当年11月,他抵沈阳报到,广西干部在站台送行时拉着他的手:“政委,下次再回南宁,可别像上次一样躺担架。”他笑着点头,却知道“下次”再也不是战火硝烟。
1954年,他又被调进新组建的军事学院,先当副院长,随后接任院长。课堂上他常举广西战役的例子:战略决心、民族政策、后勤保障,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掉链子。学员们听得入神,有人问:“政委,您那回真差点没命?”他干脆回答:“怕死就不会干革命,但也别浪。”一句粗话,课堂哄然。
细算起从百色起义到军事学院讲台,整整二十五年。期间风云变幻,唯一不变的是那股韧劲。阑尾炎的疤,至死都在,但它更像一枚勋章——提醒后辈,胜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而是用血和痛换的。
莫文骅后来很少向外人提及那场手术,只在友人闲聊时轻描淡写:“阑尾算什么?咱们的兄弟,连命都没了。”这句话沉得像块铅,往往让气氛瞬间静下来。
1960年代,他把当年广西部分烈士名单补齐,交给南宁烈士陵园。序言里只写了一行字:“愿后来人知其名、记其志。”笔迹苍劲,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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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起广西战役,很多人记得林彪、邓华的闪击,也记得“拔牙”式攻坚的战例,却不一定知道那位痛得直冒冷汗的兵团政委。历史书总要留空间给更大的人物,可只要细看,就能发现他留下的暗线:
阑尾炎袭来,他没有倒下;民族地区干部荒芜,他挺身补位;军事教育起步,他再次换岗。他这一生,像不断转辙的列车,却始终朝同一个方向——人民需要的地方。
故事本身并不宏大,却有锋刃。那些当年围在宅院门口寻找亲人的父老,也许早已作古;南宁城头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布料早褪色。然而关乎信念与担当的记忆,不因时间而削弱。
历史不会把每一个名字都写进教材,但真诚的汗水与伤疤,总会留在土地和人心之中,成为后来人辨识方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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