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追歼，解放全国的十大主力兵团，是哪十个？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敌人已经摇摇欲坠，下一步得靠你们把尾巴彻底斩断。”会议室里一句掷地有声的话音刚落，十几位身着土灰色军装的将领齐声答“是”。三大战役硝烟尚未散尽，解放战争突然从“打法硬仗”切换到“追着打”。形势变了，兵团番号也随之调换，十六个新编兵团走向战场，其中十支被公认为战略追歼阶段的“尖刀”。它们的来历、战功与去向，颇值得捋一捋。

时间往前推两个月，中央军委下发改编命令，纵队体系一夜成旧闻，取而代之的是顺序排列的“兵团”。改制不只是换块牌子，更是为方便南北呼应、东西协同。番号清晰，调动快捷，战机稍纵即逝，这样的调整实属必要。

头一个被点名的是第一兵团。王震率领的这支西北劲旅不但在兰州正面撕开缺口，还带着十万官兵翻越祁连，奔袭新疆。当地守将陶峙岳心知大势已去，在乌鲁木齐城头一声枪响都没放便举义起事，与包尔汉联名通电。第一兵团接手防务后又开始种地垦荒，随后与二十二兵团合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步，既戍边也兴边。

跟着亮相的是第十八兵团。外号“徐老总的左膀”，周士第掌旗。它先在太原掐断阎锡山的退路，再西进兰州重创马家军，之后翻山越岭插入川黔，配合第二野战军收拢西南。成都电台里那声“蒋介石已逃离”，有一半要记在他们头上。

第三兵团由陈锡联挂帅。渡江作战时，它在铜陵段抢占船场，紧接着沿沪杭线一路南推。重庆宣布“和平解放”的那天，该兵团先遣队已在嘉陵江边竖起警戒桩。很快，川西、黔北的国民党残部也被清理干净。

第四兵团则像一把多功能钢刀。陈赓急行千里先冲渡江，再受命归入第四野战军南下。广州的秋风刚起，他们一脚踏进城里；滇南战役又见其突袭身影。敌军主力四万余人被连连捣碎，云南门户洞开，这支部队的行军地图几乎盖遍中国南部。

杨勇的第五兵团与第三兵团并肩，是二野的另一枚拳头。川南丘陵、云贵高原，处处留下这支部队的碾压式推进。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宣布解散时，杨勇部已在贵阳郊区布满炮阵。

东南沿海要靠第十兵团。叶飞率部从浙南出发，直插闽北，再挺进福州。闽江口浪花翻滚，还没等对岸炮火反应，先遣连已登岸。东山岛、漳州、汕头，几个海防要点被一一拿下，为后来的渡海作战预备跳板。

再把目光移向华中。一野主力北上后，白崇禧残部在两湖、广西负隅顽抗。第四野战军南线三兵团——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像三把手术刀扎进敌腹地。十二兵团先夺岳阳、长沙；衡宝打响时，十三兵团从北侧掏击，十五兵团断其退路。白崇禧苦撑百里终归无路可走，桂北山林里的枪声成了他最后的回响。

第十九兵团也不容小觑。杨得志在平津战役后即投向太原战场，山西高原的冰雪混着硝烟，士兵们翻山蹚雪进攻牛驼寨。攻克太原后，第十九兵团被火速编入一野，西进兰州。马步芳最强的骑兵在黄河岸边两昼夜没能突围，兰州一解放，新疆、宁夏、青海大门随之轰然洞开。

十支兵团各有千秋，却在同一张作战蓝图上高效协同：西北完成合围，西南打扫尾巴，华中华南拧干敌最后的机动空间，东南则卡住海上出口。纵观战报，从1948年11月兵团改编到1950年夏的西南扫残，主力与配属部队合计歼敌逾二百万人，兵团体系的价值由此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改编后的十六个兵团并非都肩负远征任务。二十兵团留守京津，兼顾接收、整编与警卫；新组建不足百日的十四兵团被抽出骨干，改编空军。向陆空兼备过渡的信号，就这样悄然发出。

有朋友好奇，为什么这张“十大兵团”名单里没有七八九、十一等番号？答案并不神秘：当时七、八、九兵团各自负责江浙行政接管和剿匪，大规模奔袭的任务相对较轻；十一兵团短暂存在后与兄弟部队合并。这些部队战功不逊，却与战略追歼的“长驱直入”定位略有差别。

十支兵团的行动节点大体如下：兰州战役决胜在1949年8月；重庆解放定格在11月；广西扫残结束于1950年2月；西南全境告捷在4月；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完成受降则已是当年岁末。半年多时间，战线推进近三千公里，速度和烈度前所未有。

不得不说，国民党军最初没把改编当回事，他们以为只是换号码。等到数万解放军跨省合围、迅速接替，才发现兵团的组织效率足以把任何“突围计划”掐在萌芽。有人曾在日记里写道：“解放军每到一处，不用等待，他们的粮秣弹药像影子一样跟着。”这句话从侧面印证了兵团体制的现代化程度。

战略追歼并不只是军事动作，更奠定了新中国疆域的完整轮廓。无论是第一兵团之于新疆，还是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兵团之于华南，都是“打得快、稳得住、接得好”的实践样本。八年鏖战、三年决战后，最后这场追歼成为压轴一环，十支兵团把胜利的句号按在了地图最南端、最西端，也让中华大地告别分裂与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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