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员被捕，妻子对丈夫说：我有一个办法，让敌人放了你

1943年秋天，一对年轻的地下党夫妇被单独关押在冰冷潮湿的牢房里。

夜深人静，妻子突然对丈夫说：“我有一个办法，能让敌人放了你。”

这对夫妻是谁？妻子说的办法又是什么？

热血少年

1918年秋，福建建阳的徐市镇，一户人家门前早早飘出了甘草和陈皮的味道。

街角那个挂着“泰和号”招牌的京果铺是镇上最气派的几间门面之一，庄家的生意虽称不上富甲一方，但日子过得颇为滋润。

庄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的，祖辈务农的他，因父亲在建阳商行打拼数年后自立门户，终于积攒了几分家业。

父母早早请了私塾先生为他识字背书，六岁那年，小庄征迈入村中小学。

彼时的庄征，机灵、沉静，1933年，他小学毕业，考入建瓯培汉初级中学。

校长林肇基时常请来一些“热血青年”到校演讲，讲国家的前途，讲人民的苦难，讲侵略者。

那一年，庄征才十五岁，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偷偷组成了读书会。

他白天在课堂上做个循规蹈矩的学生，晚上便挤在宿舍后面的柴房里，讨论“资产阶级”和“阶级剥削”。

后来，在同学叶康生的介绍下，他结识了建瓯地下党负责人张沐，他对庄征说：“你这样的年轻人，若是早几年生，怕是要被科举耽误一生，现在可不一样了，国家需要新的读书人。”

这句话激起庄征体内已经积压多时的热血，他没有当场表态，只是默默点头。

1936年，他考入南平剑津高中，在那里，他继续半工半读。

父亲此时已病逝，家中生意渐渐式微，但他从未动过辍学的念头。

他白天替书局抄账，晚上在灯下读马列原著，他发起组建哲学研究小组，组织编写壁报，鼓动学校搞“抗日剧团”。

他写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他带着学生在街头演出《保家卫国》，一场场演出下来，不少人热泪盈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的号角彻底吹响，那一年，庄征在张沐的推荐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以后，他奔走于南平、建阳、闽江、古田，每一站都不是安稳的去处。

他曾在街头散发传单时被便衣盯上，绕过三条巷子才甩掉尾巴；他也曾在废弃祠堂里带着一群年轻人秘密学习，风声一紧便立刻转移。

他的名字越来越不被人知，因为他开始使用“金风”“赵枫”“钱康”这些化名。

他的身影也越来越不固定，因为他要随时应对调动、撤离、再归来。

组织对他评价极高，说他“能写能说，能策能动，是最有潜力的青年骨干之一”。

他也确实不负重托，很快被任命为南平城市工作委员会青年部长，又出任闽江工委宣传部部长。

那时，他不过二十出头，已在南平学生界名声如雷贯耳，许多青年学生慕名而来，要“拜庄部长为师”。

烽火情缘

1941年的古田暗流涌动，化名“金风”的特派员庄征悄然到达这个小镇。

他到古田工委机关报到那天，推开机关小院的木门，只见一位年轻女子正蹲在地上，整理着刚复印好的传单。

她神情专注，似乎没察觉到身后有人。

“同志，打扰了。”庄征轻声说道。

女子一抬头，显然没料到这么早有人到来，略显惊讶地站起身，朝他行了个礼，说：“我是办事员杨瑞玉，你是庄特派员吧？领导在里屋等你。”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没有电光火石，没有悸动心跳，只有一份战时特有的沉静与谨慎。

古田的岁月并不安宁，工委机关虽然藏得深，但一日三惊仍是常态。

为了避免目标暴露，组织决定将部分要员转移至江西铅山河口镇。

庄征和杨瑞玉，作为工作中配合最默契的一对，被委以重任。

他们来到铅山，借开办“猪鬃合作社”之名，实则建立了特委新的秘密机关。

这处名义上的民营商号，门口挂着“川泰猪鬃贸易行”的牌子，院子里堆着一捆捆未梳理的猪鬃原料，还有几位本地帮工日日忙碌。

但门后，那间关着厚重布帘的后屋，情报从这里传出，物资从这里中转，党员从这里汇集又分流。

庄征负责对外联络与交通线安全，杨瑞玉则管理内部运转与密码信件。

白天，他们像普通夫妻那样为“合作社”的货源奔波，甚至会故意在集市上因价格争执而小声争吵。

但夜里，两人围坐在油灯下，研判地图、对接暗语、清点武器。

渐渐地，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从假扮夫妻变成了真的夫妻。

1943年秋天，合作社的秘密终究被叛徒出卖，机关被破，庄征与杨瑞玉同时落入敌手。

他们被分别关押在河口镇的磨盘山联络站内，日夜审讯，他们始终未曾屈服。

那时还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反击，正悄然酝酿在囚笼之中。

舍身设局

拷问持续了七天七夜，到第八天傍晚，审讯室的灯火暗了几分，木门被推开，杨瑞玉被拖了进来。

她的脚步踉跄，身上青紫斑斑，血迹混着灰尘，她被迫跪在地上，敌人冷笑着问庄征：“要是她继续受罪，你是不是就会想明白了？”

那一刻，庄征几乎是要扑上去，却被一根铁棍打回地面。

杨瑞玉微微抬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竟出奇的平静，像是在无声地说：“别怕。”

夜深了，敌人撤走，只留下他们夫妻二人，杨瑞玉缓缓爬到庄征身边，靠在墙上喘息。

两人谁也没说话，直到她轻声开口：“我有个办法，能让敌人放了你。”

庄征抬头，眼里闪过不解，杨瑞玉看着他，声音极轻：“让他们以为你投降。”

庄征猛地摇头：“你疯了？！”

“我没疯，”她打断他，语气忽然变得镇定，“他们想要的是省委的情报。你出去，假装自首，骗他们说你能联系上省委，到时候我们才能救人。”

“那你呢？”

杨瑞玉的嘴角微微一动，像是笑了一下，又像是想忍住泪：“我留下，做他们的人质。”

“瑞玉，我不能。”

“不能什么？”她的声音突地高了几分，又忽然低下来，“你是党的干部，你知道谁最重要，你出去，能救多少人？我留在这儿，能拖多久就是多久。”

牢房静得可怕，庄征心里翻滚着千百个念头，可终究只剩下两个字，信任。

第二天，敌人再度审讯时，庄征神情木然，却在椅上淡淡开口：“我想通了，我要自首。”

审讯官一怔，继而露出阴笑：“想明白了？你可别耍花样。”

庄征的语气极稳：“你们放我出去，我去找省委，汇报情报，你们要的，我会带回来。”

“你要是跑了呢？”

庄征看了一眼旁边的杨瑞玉，缓缓说道：“我妻子留下做人质。”

那一瞬间，敌人沉默了几秒，随后点头笑道：“好，很好，真是模范夫妻啊。”

手续办得极快，三日后，庄征被“批准”出狱，敌人派了两名特务暗中跟踪他。

庄征走在山路上，脚步不急不缓，他在情报线上待得久，熟悉每一处地形。

等到天黑，便突然拐入一片竹林，借着夜色绕行小道，果断甩掉尾巴。

夜里，他抵达旧交通站，那是他曾亲手布置的隐蔽点，通过密码联络，庄征成功联系上省委，让组织紧急撤离。

不到三日，省委干部全部安全转移，闽北党组织因此免于覆灭。

但回望磨盘山的方向，庄征知道，那座山里还有个人，他的妻子，他的战友。

敌人发现上当，是七天之后，追兵回来时，报告说：“人跑了。”

特务头子暴怒，命人将杨瑞玉拖出，鞭子一根根落下，她的身体几乎被鲜血染透。

有人说，她那天被打昏三次，每次被冷水浇醒，她始终咬着牙，一言不发。

直到三年后，她才因《双十协定》的释放条款重获自由。

可那时，她早已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听力，身体也被折磨得羸弱不堪。

风雨同舟

1946年深秋，杨瑞玉终于走出那座幽暗的磨盘山地牢，此后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没有太多闲暇去叙旧或疗伤。

闽江工委已成为福建城市工作的核心中枢，而庄征，早已担任工委书记，统筹福州城内外的地下交通网、兵运工作和情报收集。

组织安排杨瑞玉协助庄征工作，重新恢复身份。

她一边协助机要文件编印，一边训练新的交通员，穿梭于福州与闽侯的交通线之间，继续活跃在敌后最前线。

为安全起见，他们一家从台江搬到了霞湖乡长安村，偏僻但隐蔽。

但谁也未曾料到，仅仅一年后，庄征因提议通过“假装投敌”的建议遭到怀疑，被认为已被策反。

随后，他被紧急审查，未经审讯便遭到错杀，杨瑞玉也受到牵连，同样被错杀。

直到1956年，他们才得到平凡，被追认为烈士。

他们不是史书上赫赫有名的将军，也不是讲台上被反复歌颂的英雄，但庄征与杨瑞玉，却在最黑暗的岁月里，用信念与鲜血，守住了属于共产党员的那份忠诚与尊严。

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信仰，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枪口下、在冤屈中，依旧不改的坚持。

如今，他们的名字早已被镌刻在革命烈士的纪念碑上，但那不该只是缅怀，而更应是提醒：历史，不应忘记那些在黎明前牺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