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伍修权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专职从事党内外交工作。当时的中联部部长是王稼祥,伍修权和他的合作非常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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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
这时在中央一直不务正业的康生,依仗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一直想插手“国际共运”和中联部的工作,他在各种场合利用机会拉拢伍修权,还经常当面说伍修权的许多好话,但伍修权一直不为所动。
1966年“运动”爆发后,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与伍修权一同赴阿尔巴尼亚访问,他们回国经新疆在乌鲁木齐停留时,当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要求见康生,康生委托伍修权代表自己接见来人,伍修权向红卫兵们转达了康生的“指示”,公事公办地做了各项应做的事。
伍修权对康生一直自有看法并保持距离,他曾轻蔑地称康生为“智叟”,将其喻为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的反面人物。康生曾向伍修权许愿:只要他能紧跟自己,就能保他在“运动”中不受冲击。伍修权却表示:“我如没有问题,用不着谁来保;要是真有问题,就谁也保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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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
康生虽然一再拉伍修权不成,中联部另一位副部长和王力之流却上了钩,他们靠着康生爬了上去,在中联部用大字报“万炮齐轰”,把矛头对准了王稼祥。伍修权在部里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公开为王稼祥辩护,说他在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几个关键时刻,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他在党内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希望造反派对王稼祥的批判斗争要讲政策,讲文明。多数干部和群众对伍修权的话是赞同和支持的。
谁知伍修权的话传到康生等人的耳朵里后,他的情况反而更糟了,他被打成了王稼祥的“黑干将”,并被扣上了“参加炮制‘三和一少’反革命纲领”等罪行。林彪和叶群也点名说伍修权早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久以后,伍修权就作为王稼祥的“同案犯”被关进了“牛棚”,而且一关就是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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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
直到1974年9月29日,伍修权才被“解放”出来,他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并见到了叶剑英。伍修权对叶剑英说:“中联部还被康生之流控制着,我很难在那里继续工作,想调换一下岗位。”
叶剑英听后说:“现在总参正需要既熟悉参谋业务、又同林彪之流划清界限的领导干部,你如果愿意回总参工作,我可以帮你争取。”
伍修权听后大喜,他向中央写了一份希望回总参工作的报告,并委托叶剑英交给毛泽东。后来毛泽东果然同意了伍修权的请求,并任命他为副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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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伍修权
伍修权回到总参工作后,分管情报和外交工作,他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做了大量工作,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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