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时代】德国历史学家警告：大屠杀的土壤或许依旧存在

随着欧债危机带来的长期经济低迷持续发酵，福利体系日益承压，再加上难民潮之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不少“欧洲人”开始产生愈加强烈的反移民情绪。对于曾在历史上实施过种族灭绝的德国而言，对极端民族主义的警惕，正在重新成为社会舆论和公共政治的重要议题。

德国历史学家阿莱（Götz Aly）在其最新公开的采访中，直面这一敏感话题：“当年的大屠杀会不会在今日再次发生？”他将目光投向1933年的德国社会，剖析当时普通民众如何在政治语言、经济利益与群体心理的驱动下，一步步走向集体沉沦。

▲图源：Susanne Schleye

在阿莱看来，纳粹掌权并非依靠把控德国国民的思想意识，而是靠极具“吸引力”的政治语言和社会操作。这其中，不仅包含对犹太人的法律性排斥，还包括对德国底层民众直接有效的“政策回应”：减免费用、冻结房租、发放津贴、禁止驱逐。这些操作使纳粹政权在短期内迅速获得广泛民意支持，建立起“共同体”的幻觉。

他认为，希特勒当年使用的这些手段，不过是一些“政治老把戏”，如今的德国社会，也同样在用如此的方式：扩张财政赤字、小规模社会福利分配、媒体控制、制造“外来群体”的替罪羊、有选择性地打压异见人士与政治竞争对手。而希特勒的方式不过是将这些手段系统化、极端化并在高压条件下推行到底。

▲图源：IMAGO/GRANGER

阿莱强调：一切绝非偶然！“为什么这些在1930年代之前并不比瑞士人、丹麦人更具犯罪倾向的德国普通人，却会在短时间内成为大屠杀的知情者、受益者、同谋与旁观者？”他的答案是：因为政治语言、经济手段与社会情绪三者高度合谋，并在对失败的恐惧中制造一种“全民参与感”。

苏战爆发后，纳粹政府将“绝不能失败”的恐惧转化为全民动员的理由。每一个普通德国人都被告知：若我们失败，敌人将用我们对他们的手段来惩罚我们。在这样的逻辑下，“共同体”逐渐蜕变为一种“犯罪共同体”。

▲图源：imago/United Archives International

阿莱认为，纳粹的成功并非仅靠压迫和恐吓，而是通过营造“你参与了，你也受益了”的政治氛围，让大多数人甘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而当战局逆转时，政权转而诉诸极端恐怖，在战争后期，有超过90%的德国内部政治死刑是在1942年之后执行的，理由往往只是“破坏军力”或“削弱士气”。

阿莱警告称，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今天的社会比曾今的戈培尔时代更懂如何操控群体。宣传变得更精巧、语言更温和、包装更光鲜，然而其本质依旧是动员、排他与情绪操控。一个群体可以不再宣称自己是“高贵的雅利安人”，却依然能自认为代表“正确的价值共同体”，以“模范身份”来压制、排斥甚至打压其他群体。

▲图源imago/United Archives International

“我们不需要等待大屠杀再次以旧形式出现，它可能以新的名义、经由新的动员方式、在新的社会情境下，再次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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