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神共愤，遇难记者被污名化，媒体助纣为虐，社会需反思！

自2023年10月至今，这片土地上已有253名巴勒斯坦记者与媒体工作者殉职，这个数字超过了阿富汗、越南、巴尔干及两次世界大战中殉职记者数量的总和。

然而这些逝去的生命大多未得到彻查，未迎来正义，甚至未被追责。

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中，有十位是半岛电视台新闻网络的同仁。阿纳斯·谢里夫每天清晨在加沙城街头播报的声音，至今仍萦绕在许多人耳边。

2025年8月10日，他在希法医院附近遭遇针对记者的袭击，永远留在了新闻现场。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家庭，还有一封在网络广泛传播的告别信。

如今在加沙，记者们提前在医院留存遗书已成为令人心碎的传统。

这些记录者长期在非人的环境中工作：头顶是持续轰炸，腹中是难解的饥馑，身后是流离失所的逃亡路。

他们的遇难并非战场偶然，而当世界通过他们直播的镜头目睹这一切时，以色列政府仍禁止外国记者独立进入加沙。

记者们用最悲壮的方式传承着使命。当一位同行倒下，幸存者会接过染血的防护背心继续工作。

一件特殊的防护背心已经历三位主人，第三位记者穿上它时比任何人都清楚其中的分量。

他们明知前路凶险，却依然选择前行，既是为向世界讲述同胞的遭遇，也因坚信：当生命早已悬于一线，何不将余晖献给改变世界的可能。

2023年12月，萨梅尔·阿布·达卡成为在加沙失去的第一位战友。

他在记录空袭后果时身负重伤，因救援人员无法靠近，在血泊中挣扎数小时。当同事最终寻回他的摄像机，发现设备仍在记录，最后一帧画面里，只有硝烟与死寂。

他的离去让整个新闻编辑部陷入悲恸。

这种有罪不罚的文化早有征兆。2022年5月，希琳·阿布·阿克勒在报道杰宁难民营时倒在狙击枪下。

这位拥有巴勒斯坦与美国双重国籍的记者，其遇害经过经多方调查均指向针对性攻击，却始终无人承担后果。

可悲的是，部分媒体机构不假思索地复述着将记者标签化的说辞，背弃了新闻专业主义。

当巴勒斯坦记者因身份不同而无法获得同等关注，新闻行业的基石正在悄然崩塌。如果新闻界不能守护自己的同行，那么今天在加沙上演的悲剧，终将在明日世界任何角落重演。

沉默从来不是中立，而是共谋的另一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