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黄击落2架敌机后，被迫跳伞，不料敌飞行员也跟着跳了下来

《——【·前言·】——》

朝鲜大同江上空，1952年冬，零下二十度。米格-15机尾剧烈颤动，黑烟拉出长长一缕，警报在驾驶舱内持续尖叫。杨汉黄抬头时，看到另一架敌机也在急速下坠。敌方飞行员突然弹出座舱，白伞在空中炸开。两人就这样，在万米高空同时被抛向大地。

这不是训练，也不是演习。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空战，也是第二次击落敌机。可这一次，他自己也没能活着飞回来。

从机械员到歼击机飞行员

1945年秋，常德。军政混乱，青年征兵不断。杨汉黄刚满十七岁，报名前没有犹豫。部队要人，他不管前线后方。分配后，进入机械兵行列，做的是车辆维护和武器维修。整天和油、铁、机床打交道。

这份经历，后来成了他命运的转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空军筹建，部队选拔第一批飞行员，不要干部子弟，不要文艺兵，要动手能力强、头脑反应快的人。杨汉黄在晋察冀军区通信兵营，接到抽调通知，前往东北，接受苏式飞行员训练。

训练极苦。课表从早上五点开始，夜间还有模拟雷达指引。跑道是水泥裸地，米格教练机故障率高，常因起落架故障冲出边界。有人掉下来摔断腿，有人冲出跑道直接爆炸。第一年，淘汰率过半。

杨汉黄撑下来了。初教、中教、高教，三阶段飞完后，被调入刚组建的第3师歼击机部队。

时间正是1950年冬。

那一年，朝鲜战局突变。美军登陆仁川后，战线急转直下。中国决定出兵。空军原定三年建成，临时提前，打了补丁就往鸭绿江方向调。还没完全成体系的航空兵，临时组成“志愿军空军”，第3师就是骨干。

杨汉黄随部队进入集训状态，地点设在西安、阎良、奉节等西部机场。封闭训练。教练员每天组织模拟空战。地面拼图模拟敌我编队，空中紧贴战术射击，飞得慢不行，转向慢也不行，反应慢直接退回地勤。

飞行任务量远超正常强度。杨汉黄在一个月内飞了96小时，飞机基本不停地“加油–检查–再飞”。几次飞完落地，舱盖打开人就瘫下去，助理兵直接把他拽出来。

部队不允许请假、不允许掉队。冬训期间，天气恶劣。米格-15主轮经常结冰，起飞时方向偏航，落地刹车延迟。飞行员上天之前要检查三次降落伞，每次都要“封号签字”。

他没想过会真打仗。但到了1951年底，第3师被点名整建制入朝。他才意识到：之前的训练，是在命里赌下一口活气。

第一次交战，一击命中

1952年9月17日，凌晨。

辽宁宽甸，预警雷达发现敌机接近。指挥所立即下达起飞命令。杨汉黄坐进米格-15驾驶舱，机械锁拉起、仪表复位、氧气接通。座舱盖“砰”地一声关死，世界瞬间安静了。

起飞指令一响，地面震颤。他跟在编队第二架，依次滑出跑道，升空后迅速拉高。进入云层那一刻，他知道：再下来，就不是训练。

对空交战发生在东港以东上空。美军F-86战机3架编组，从海面方向突进，飞行高度保持在一万米。志愿军米格-15两个中队迎击。云层遮挡极多，雷达指引延迟，目标反应要靠肉眼判断。

杨汉黄从雷达指引中脱离，单机绕行，企图从敌机后方斜角切入。

高度在九千米。他把机鼻对准一个闪光点。不是很清楚，但轮廓像F-86。拉杆、压杆、扳枪，全是肌肉记忆。

第一串短点射命中尾部，对方抛出燃烧带，失速下坠。他跟了两秒，没有伞。

这是他第一次实战射击，第一次真正击落敌机。

回程途中，他注意到自己座舱右侧仪表玻璃破裂。液压下降，氧气供应出现波动。他努力稳住机体，拖着伤机落地。落地后机腹冒烟，右起落架瘫倒。他自己跳出来，救护车和抢修车刚好赶到。

他坐在地上喘气，双手冰冷。那晚他睡不着，耳边一直是敌机尾焰的爆炸声。

第二天，空军作战科正式认定战果，击落F-86一架，由杨汉黄单独完成。整场空战持续不过五分钟，他只开火两次。

从那天开始，他被列入“高频战斗员”名单。不到一个月，他又飞了十余次实战任务。每次起飞前，他只说一句话：“别弄坏飞机，能飞回来就好。”

再度出击，跳伞脱险

1952年12月17日，清晨，朝鲜大同江上空云层低垂，能见度极差。机场跑道结着一层薄霜，战斗准备从凌晨四点开始。第3师接到指令，美军战机携带干扰设备与F4U编队进入江南空域，企图破坏交通线与桥梁。杨汉黄在编队第三位，接令升空。

这次任务不同于以往，敌机数量多，机型混杂，方向分散。起飞前不清楚具体目标，只知敌人行动频繁，有轰炸掩护。所有出击飞机都挂实弹，油量加满，预计空战时间会比以往更长。

6时32分，米格-15编队起飞。爬升到七千米后，指挥所通过无线电通报敌机在江南上空集结。杨汉黄所在编队迅速调头下潜，进入攻击航线。

空战首先在江北打响。敌方电子干扰机掩护F4U突进，几乎所有通讯信道出现杂音。地面控制信号中断，只靠飞行员视觉判断敌我方位。

接敌不到五分钟，他发现左翼后方有敌机从高空俯冲。迅速翻滚转向，以大坡度压下高度，切入攻击曲线。目标是一架蓝灰色F4U，飞行高度在六千米，速度快，但转弯半径大。杨汉黄抓住间隙，在其右转时从侧后贴近，连续射击两次，击中敌机尾部。

敌机下坠，旋转翻滚，最后爆炸。

他还没来得及调整方向，又一架敌机从右前方突入，速度极快，角度极刁。他刚拉起机头，座舱猛地一震，机体右侧被穿透，警报灯接连闪亮，液压、燃油、电源几乎全部损毁。

米格-15开始失控，仪表盘变成死板黑框。拉杆无反应，操纵面僵死。他知道自己已无法操作这架飞机。

必须跳伞。

迅速确认高度、姿态，拉开头盔防风罩，右手拽住弹射手柄，左手护住胸带。座椅猛地弹出，气流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寒风如刀，皮肤被瞬间冻裂。

在半失明状态下，他打开降落伞。接着，他看到另一个白色降落伞，从不远处缓缓展开。

是一名敌飞行员。

那人从另一架被击中的F4U跳出，位置略高于他，相距不到四百米。杨汉黄无法判断对方有没有武器。强光晃得他睁不开眼，但他本能地摸向腰侧的手枪。

他想起出发前教官说的话：“敌人在空中能开枪。”但他的右手已经麻木，身体半僵，枪套没能打开。他只能盯着对方，提防动作。

两人随风漂移，方向不同，很快被风流拉开。地面接近，他看到一条小溪穿过冰封的林带，落点就在不远。

伞绳一松，腿重重落地。

他没等解开降落伞，就向山坡方向滚去。冰层碎裂，膝盖擦出血。信号枪被压在背包下，费了几分钟才打出红色弹。大约十分钟后，志愿军地面搜索分队接到信号，把他从灌木丛中拖出来。

敌飞行员的降落点在三公里开外，搜索队未找到踪迹。也许落水，也许被友军收容，杨汉黄不再追问。

这一仗，他活了下来，但米格-15没回来。

生还之后，再无起飞

回到基地后，杨汉黄没有再登上战机。

这不是惩罚，也不是调动，而是决定。作战指挥部认为：一个飞过20多次实战、一人击落两架敌机的飞行员，应该留下传承经验。

他调任空军教导团，成为飞行理论讲师。

调令发出第二天，他把自己飞行日志最后一页写上两句话：“1952年12月17日，第二次空战；跳伞生还。”日志被封进档案室，再未翻开。

训练基地远离前线，没有战斗气味。教室是土房，黑板是木板刷漆，课桌全靠工兵搭的。学员们都穿着棉制服，脚下是稻草垫子。他每天上两节课，讲机动战术、讲空战射击、讲编队防御。

他说得最多的是：“打得赢的是技术，活得下来的才是飞行员。”

学生问他那次跳伞到底怕不怕。他不说。他只讲——座舱抛出那一刻，心是空的，世界没声音。

那次之后，他不再穿飞行服。换成讲师制服，肩章调了两次，始终不提自己的战果。他只在每年烈士纪念日前一天，给学员讲那场空战。讲完，谁问都不再答。

几十年后，他退役，搬回常德，低调生活。

那年他93岁，眼花、腿颤，说话断续。但讲到空战，他只说了一句：

“我跳了伞，敌人也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