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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神木记》
作者:龚静染 著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10月
乾隆与皇木:“是称神木众木殊”
采办皇木的艰苦,坐在金銮宝殿上的皇帝知不知道呢?
他也许仅仅只能从疏文、谏文中了解一些,并没有深切地体会过,因为每日在奏折之中都充斥着各种经过渲染的夸张文辞,看多了也就麻木了,一些皇帝厌倦上朝也许与此有关。但到了清朝,对于前明的种种皇木传闻,乾隆皇帝虽不曾实见还是有所听闻。而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乾隆皇帝去了一次京郊的黄木厂,亲眼看到那些来自遥远蜀山的巨木后感触很深,让他知道了自己坐拥的皇宫是如何得来的。
清乾隆戊寅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三月,皇帝来到广渠门外,那里曾是明嘉靖时期的黄木厂,也就是皇木的堆放和加工之地,《日下旧闻考》中说“广渠门,明嘉靖时建,本朝因之,增神木厂,在广渠门外二里许”。
明朝时北京不止一处黄木厂,尽管名字各异,有叫“皇木厂”的,也有叫“大木厂”“神木厂”的,但性质一样,都是千人兵夫为宫殿建造而加工备料的云集之地。《明永轩日记》中说“工部设五大厂,一曰神木厂,在崇文门外,额发军千名办工。一曰大木厂,在朝阳门外。凡各省采到木植俱于二厂堆放”。但广渠门外的黄木厂有些特殊,因为它在通惠河旁,相比之下就有很大的运输便利。
可能也是因为水运的近便,一些特别巨大的皇木便选择在这里启岸堆存。也就在这么个地方,乾隆皇帝见到了一根巨木,长二十多米,高达两三米,这让他极为震撼。当时正是阳春三月,春意盎然,他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写了一首《神木谣》。在诗前的按文中写道:“都城东有巨木焉,其长六十余尺,卧于地,骑者隔木立,弗相见也。相传前明时所置,以应甲乙生气云,作神木谣。”这些讲明了他写诗的原因和机缘。
《神木谣》全诗如下:
天三巽一含精腴,深山大泽连林扶。 寿突灵椿忘荣枯,所乐不存屣弃渠。 远辞南海来燕都,甲乙青气镇权舆,是称神木众木殊。 春明旧迹久闻子,便中一览城东隅。 长六丈余卧通衢,围乃不可规矩模。 岿然骑者能蔽诸,四百春秋一瞬夫。 雨淋日炙风吹敷,枝干剥落摧皮肤。 隙孔瞋菌郁缪纡,为想怀材昔奥区。 凌云槩日垂扶疏,翩集不胫曰人乎。 天也将以为贞符,试看虚中巨查如。 尧年贯月历劫余,生育盛德釐皇图。
这首诗用的是七言排律,深奥难懂,佶屈聱牙,不是一首好诗。像“甲乙青气镇权舆”这一句,大致是说春天勃发的生气罩住了帝都之气,“甲乙”就是春天,“权舆”是权杖之意,可引申为帝都之气,但这样的辞藻实在生僻,今人已基本不用。不过,我们从诗中还是能够感受到当时现场的信息和皇帝的一些内心活动,颇为有趣,不妨来解读一番。
乾隆皇帝见到这棵巨木时,首先是对大自然的神奇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此树必是精灵所化,“天三巽一含精腴,深山大泽连林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是称神木众木殊”。
其次是如此大的树木能够自千里之外运到京城,乾隆皇帝说是“远辞南海来燕都”,其实这棵巨木不是从南海来的,而是遥远的四川。但以南海喻其远,可以想见他当时的感受确实是有些缥缈和玄远。对于浩大的王土,乾隆皇帝只能去想象,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他都没有去过,更多只是在疏文奏章中知道一些名字而已。像四川,他就从来没有去过,那棵横卧巨木的身世就变得非常神秘,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不禁大为感叹,“四百春秋一瞬夫”。
就在这“一瞬”中,他也感到了某种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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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戊寅三月神木谣碑。龚静染/摄
因为巨木堆放的时间很长,在黄木厂中也出现了一些表面的变化:“雨淋日炙风吹敷,枝干剥落摧皮肤。”显然,他对这样的状况心生怜悯。巨木也有生命,一个皇帝能在文字中透露出与世间万物的沟通,实是人性的自然显露。由于他信佛,在养心殿设有佛堂,也常修炼慈悲之心。
但是,他毕竟是皇帝,骑着马围着这根巨木走了几圈,大为惊讶,“岿然骑者能蔽诸”。这棵树太大了,骑在马上居然看不到对面的人,他当时的震惊可想而知。
相隔十五年,乾隆皇帝两到黄木厂
如此庞然大物,到底有多大呢?诗中还是没有详细的数字化描述,仅仅说它“长六丈余卧通衢,围乃不可规矩模”。这句话说的是放在大道旁,不能轻易移动,也不知道怎么用它,因为不合尺寸,不敢乱切割,这大概是它能够保存几百年的原因。不过,在这次御览之后,乾隆皇帝从人的普通感受又回到了君王的思想高度,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当他从黄木厂回到金銮宝殿上时,巨木的神圣感也随之恢复和拔升,而隐身其后的神木山也再次显现。
也许巨木给乾隆皇帝的冲击太强烈了,这根巨木居然唤起了他的一种对其政治生命持久而强盛的渴求。他写道:“尧年贯月历劫余,生育盛德釐皇图。”这是《神木谣》的最后两句,也是全诗真正想表达的东西。“神木”与“皇图”,祈盼锦绣国运,二者相得益彰,真是一个绝佳的隐喻。
乾隆皇帝写了《神木谣》后,巨木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它被供奉起来,建了祠,又刻了御碑,春秋祭祀。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英和曾记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东便门外黄木厂,有巨木长六十尺,相传永乐建北京时,自南方舆致,因不中规矩,故弃置于此。癸亥、戊寅,两邀御制诗章,近又置祠岁祭。”(《神木行并序》)
有意思的是,英和的这段话不仅讲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去黄木厂的情况,也提到了其之前还去过一次。乾隆皇帝是两到黄木厂,第一次是乾隆八年(1743年),第二次才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两次相隔十五年之久,第二次去后写了《神木谣》。
那么,乾隆皇帝第一次去黄木厂又是什么情况呢?
乾隆皇帝这样写道:“黄木厂有巨木,长六十尺,其围卧地,蔽骑者弗相见也。土人称曰神木,相传明初建北京时,自南方舆致之,以其不中绳墨故,弗用。其皮肤因年久剥蚀,视昔为犹减云。”这仍然是诗前按文中的话,与第二次去的情况大体相似。
关键是,他之前也写了一首诗,叫《神木行》。全诗如下:
孱颜穹谷羌天宇,冥灵大椿生是所。 天地精英神鬼辅,化为邓林疑夸父。 燕京创建明成祖,搜索室奉为楹柱。 摭之不中雷霆妒,虎狼怒齧蛟噩雨。 千夫舁走日里许,夷山堙壑坏屋庑。 难依绳尺梓弗取,横冈偃卧安厥处。 阅历岁月殊今古,径类脩蛇围若堵。 骑人去来蔽弗睹,之篆剥蚀虫与鼠。 谓云神来神其下,我闻樗不夭斤斧。 胡遭大斲辞岖峿,视之柍桭差犹愈。 材不材间应见汝。
这首《神木行》与《神木谣》的内容相似,只是《神木行》中讲到了神木出现的原因:“燕京创建明成祖,搜索室奉为楹柱。”但从表达的角度而言,《神木谣》里有了江山社稷的理想,而《神木行》则全然是一次见闻实录。
神木如今还在吗?
《大清一统志》中记录:“神木厂在广渠门外二里许,有大木偃侧于地,高可隐一人一骑,明初构宫殿遗材也。相传其木有神,因名。本朝乾隆年间,高宗纯皇帝经临其地,有御制《神木谣》。”诗刻在了碑上,我对御制的神木诗碑非常感兴趣,但它如今还在吗?
2024年1月底,我正好到北京参加“文景历史写作奖”活动,朋友董曦阳到机场接我,这一次我就打算去寻找一下皇木的遗迹,所以在路上我们就商量去当年的黄木厂旧址走走。
按古籍描述,黄木厂在广渠门外。再搜索一下广渠门,马上就跳出来词义解释:“广渠门是明清北京城外城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也是外城门中比较简朴的一个,与广安门遥相呼应。曾称大通桥门,又称沙窝门。”这说明当年的黄木厂在北京城郊区。
很快我们就去了广渠门。城门早就拆了,但地名还在,附近有广渠路。而与广渠路呈“T”字形交叉的一条路就是黄木厂路,这条路虽不长,但南北两头目测也有千米的样子。看来旧址就在这里了,只是周边全是高楼大厦,没有遗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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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黄木厂路。龚静染/摄
一到黄木厂路我就莫名兴奋起来。想当年,沐川神木山上的那些楠木,它们要经过一两年甚至两三年才能辗转到京,而最后的归宿就在这里。巨木都是地道土货,在大山里生长了千年以上,一进入喧闹街市也许还不习惯吧,它们在此地囤积,等待加工,然后运到宫中拼接安装,成为那些堂皇而巍峨的宫殿的一部分。
最关键的是,乾隆皇帝的那块御制诗碑也有了下落。它现在就存放在庆丰公园里,在通惠河旁边,与黄木厂相距不远。这些地名足以构成一幅古老的场景,让人遐思联翩。
经过的地方,周边是飞虹般的高架桥和林立的高楼,每一个大城市好像都是如此。路上车水马龙,但我还是看到了交通指示牌上的地名,除了那些地名,好像看不到一点历史的信息。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挂的地图,后来地图旧了、纸张脆了,就自动掉了下来,而那几颗钉子却仍然留在墙上。我想,那幅地图就如曾经的历史一样早已不知去向,而那些地名就像那生锈的图钉,还死死地扎在墙里。
正是隆冬季节,几天前北京刚下了几场雪,冷得要命。朋友说来京一定要穿厚羽绒服,戴围巾和手套,我确实按他所说做了。好在我去的那天天气已经好多了,天蓝蓝的,阳光刺眼,并没有感觉多冷。在黄木厂路溜达了一阵后,我们便往庆丰公园方向开,并在附近找了一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快步过去。
公园里还有不少积雪,应是前两天所遗,公园门口有一群跳舞的大妈,但院内人迹寥寥。庆丰公园得名于通惠河庆丰闸,这里是京城漕运的重要通道,庆丰闸实际就是漕运码头,过去有“漕舟千渡,帆樯林立,游客如织”的景象,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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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庆丰公园内的神木碑亭。龚静染/摄
河上有一小桥,桥上有人在放风筝,我抬头望去,天蓝得让人睁不开眼。放风筝的人戴着墨镜,皮帽的两个搭耳被风吹得有些晃荡。曦阳说,来拍张照吧。我便倚在桥栏上,拍的时候我说,尽量把通惠河拍下来。但河里没有什么水,我望着下面有点走神。当年这里有运木的盛景,《春明梦余录》中曾说:“自蜀至京不下万里,每运为筏,以二十三十为率,每筏运夫四十。”当时的河运之盛,京城之兴,皇木功不可没,但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
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了北京,目睹了皇木的运输方式,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河上是巨大的木筏和满载木材的船,成千上万的纤夫正拉着船在岸边爬行,极为壮观。利玛窦听人说那些皇木就来自四川,那是一个他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几千里之遥,这让他颇为神往。他见到的场景也许就在通惠河畔。
会不会就在这里呢?这样一想,思绪好像又飞扬了起来。
“神木”一词在近代社会中逐渐消失
在公园里穿行的时候,看到通惠河边有一棵五百年历史的大槐树,据说曹雪芹在香山和通县之间走动,经常在此树下等船、歇息,或与朋友聊天,此树便被人称为“文槐”。要不是因为树周围砌了砖台,我一定会伸手去摸它一摸,沾沾树上的文气。但这座公园里最大的宝贝还是乾隆皇帝的“神木诗碑”,所以我们未作停留便继续向前,而不远处就看到了一座华美的碑亭,掩映在林木中。碑就端端正正地立在里面。
“神木诗碑”高有2米左右,置于亭子中间,我们只能在门栏外观看,但仍然很震撼。碑的材质坚硬,雕刻精美,正面刻的是《神木行》,背面刻的是《神木谣》,乾隆的两首诗均在这块碑上,整个碑体保存完好。
那天的天空明亮、通透,阳光斜斜地穿过亭子,正好照在“神木诗碑”上,让人产生一种奇幻的感觉。我在两个月以前还在神木山上寻找那条冲下巨木的山溪,那应该是神木的起点,而此刻站在终点——通惠河畔的黄木厂旧址,其间相隔了两千多公里的距离。感慨油然而生,阳光绚烂得有种感恩的意味——其实当我站在那里的时候,就像在领受着什么。
看完碑亭,又看到旁边还有一长亭,便顺路走去,竟发现长亭里面有一根巨木横卧。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根13米长,树梢直径近1米的大金丝楠木,标明来自四川,树龄在两千到四千年之间。我不禁想,如果是上限四千年,那就生长在遥远的三星堆时期,真是不可思议。这根巨木是由李瑞雪女士和冯胜先生捐赠的,其身世来历均不得而知,可能连捐赠者也未必全然清楚。疑问迅即产生:它来自四川哪里?是什么时候运到京城的?为何没有为官家所用?存于民间又是如何保存至今?……
乾隆皇帝见到的那棵巨木,在成为供奉之物后,到民国时期都还在。1936年,当时北平市工务局查寻古迹文物,就发现黄木厂“有巨木一株”,“名曰神木,长约六十余尺,建有库房贮存,另有碑刻记其事”。说明在乾隆朝之后两百多年都保存完好。
但从1952年后变化很大,北京钢琴厂在原来黄木厂的地址上建厂,神木和碑亭便归其所有。后来到了“文革”十年的特殊时期,神木逐渐糟朽,人们便脑洞大开,将之锯断并分割做成了20张条桌,其中一张就摆放在长亭的一角,供人参观。
其实,我眼前的那张条桌很小,长1.5米,宽0.6米,高0.8米,看起来就像是一张小学生的课桌,颇显单薄。虽然小,却一定很沉,这是所有楠木材质造物的特点。但那么大的巨木,“高可隐一人一骑”,最后却变成了这么小巧的物件,还是让人感慨。这就是神木最后的命运,被肢解后又各自变成更小的命运,那其余19张条桌又在哪里呢?也许很多都不在了,变成了更小的物件,甚至被当成朽材扔进了火堆。
当年乾隆皇帝的“神木诗碑”刻好后,又专门建了祠,老百姓称之为“神木庙”,每年都要进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清朝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中载“每年二月,掌仪司奏派祭黄木神之大臣”,英和在《神木行并序》中也写道:“亭亭芝盖省东方,俯览神木考其详。睿藻两颁碑并勒,遣官致祭牲醪香。”这都反映了神木在清朝时期仍然有崇高的地位,从天子到臣民都将之视为神物并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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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谣拓片。龚静染/摄
英和是满洲正白旗人,差一点就当上和珅的女婿,这人有不少故事。但现在我要说的是有那么一天,他第一次见到这根神木,旁人告之是黄木,英和遽然一惊,就如被神物撞击了一下,“余偶道经,土人指以告曰:此黄木也!”
英和回去就写了《神木行并序》一诗,但从诗歌内容上看,可能不是即兴作的,因为他写了乾隆皇帝两临黄木厂,而且还有后面“牲醪香”的祭祀场面,是对整个事件的记述。
过去祭祀神木是很郑重的事,我们查找史料还能看到清朝官员的记载。如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八月十七日,掌仪司就派大臣广顺去黄木厂,事由是“祭黄木神”。一般是春秋祭祀,春季是在旧历二月,秋季是在八月,每年都要办,经年不废,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都还能查到相关记载。如在这年就派时任“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员外郎”的文煦去祭祀,此人也曾当过江宁织造,可见朝廷没有忘记这件事,是年年都要办的仪式。
清亡之后,祭祀也就自然停止了,神木的命运跟封建王朝的命运一样戛然而终。至此,“神木”一词在近代社会中逐渐消失,而再大的传奇也只能流落民间了。
本文选自《大明神木记》,文中所用插图均为作者所摄。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龚静染
摘编/何也
编辑/王铭博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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