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顾全大局改任副职，军区主力让王震带走，手里没兵，无怨言！

“1946年11月19日早饭后，老罗拍拍彭绍辉的肩膀，低声说：‘部队调走，咱俩改当副职，这就定了。’”

山风翻卷黄叶，吕梁山里那天格外冷。刚刚结束中原突围的359旅抵达这里时，总员额只剩五千出头，补给线断、轻重伤员一车又一车。枪声刚在陕北停下，胡宗南的炮火就追着打过黄河，王震急需一块能喘口气的地方。相比延安周边，吕梁的压力小得多，晋西南丘陵好守，也能接收到后方源源不断的新兵。正因如此，中央军委拍板：359旅先来吕梁，把摔打得七零八落的队伍养壮。

吕梁并不是空白区。陈赓率四纵和太岳各分区部队已经在这里鏖战了数月，闻夏、临浮、同蒲的硝烟还未散。两万多人的兵力，横扫阎锡山与胡宗南的前进支撑点，一口气拔下三十多座县城。王震的到来，等于把另一把锋利的匕首插进敌人侧腹。局部战场虽然“冷”，但随时可能升温。

为了让这把匕首迅速见血，吕梁党政军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肩挑，交给王震。原司令彭绍辉、原政委罗贵波自动退居副职。当时一份电报送到延安，只有简短两句话——“战事需要，职务调整，已同意”。官衔变小，责任却更重，两位老将心里明白：把人让出去，比把枪让出去更难，他们还是痛快盖了章。

人员补充是当务之急。汾孝战役打响后，四纵联手吕梁军区再斩敌一万六千。俘虏里面筛出六千精壮补入359旅，并将地方武装中的骨干抽调出来，最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序列四个旅外加原359旅，外带三个独立营与参谋长张希钦。兵力勉强过万，火力却不弱，成军不足百日便奉命西渡黄河。

有意思的是，从接收俘虏到整编完毕不到二十天。新兵每天在黄河岸边推小车、扛石头，王震干脆把劳动当队列，一边练体能、一边灌输纪律。晚上点起篝火，炊事班熬高粱粥，彭绍辉拎壶老陈醋，冲到训练场大喊：“兄弟们，能不能打，看明天！”。气氛瞬间点燃。短短三周，二纵骨架扎牢。

二纵跨河后，吕梁军区瞬间清空主力。罗贵波望着作战科那张冷清的兵力统计表，只剩分区游击队、县大队，连整建制团都凑不齐。阎锡山看准空档，立即调集三个保安旅和飞行队猛扑平川市镇。山下缺机枪，山上缺粮食，彭、罗只能见招拆招，把“拖刀计”玩到极致——今天佯动榆社，明晚突袭介休，大股部队始终不与敌正面撕破。

兵源不够就地办。军区干脆提出“兵工、宣传、招生三合一”。从农具铺截下风箱，自己打迫击炮弹壳；区党委干部走村串寨，以“阎军烧房子”照片作教材，发动群众参军。短短半年，地方武装从不足四千人膨胀到一万三。人多了，问题却随之而来——绝大多数没见过正规操典，只能靠“老兵带新兵”，边干边学。

1948年春，军区新编第三支队在汾河以东迎来首次亮相。阎军一个营深入搜山被反包围，一夜之间丢下百余具尸体。缴获的捷克式轻机枪抬回指挥所，罗贵波摸着枪管笑得合不拢嘴：“这东西得给下边分，咱指挥员就别抢了。” 当地老乡把玉米面摊饼送到山口，孩子们看着这些身着杂色军装的战士，喊他们“新八路”。

正是靠这种边打边扩的土办法，吕梁军区硬是保住了整个山系。到1949年初，全区战斗员突破两万人，虽然装备仍逊色，但作风已非昔日可比。中央军委据此决定：以吕梁军区和二纵部分干部为骨干，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序列西北野战军建制，直接参与西安、兰州作战。命令下达那天，罗贵波对王震说：“老伙计，一年前咱们家底被掏空，如今派得上大用场。”王震只笑了笑：“最难的关口你们顶住了，账算在全体指战员名下。”

不得不说，彭绍辉和罗贵波当年那一次“主动让位”，把个人进退完全让路于战局，客观上成就了西北野战军纵队的迅速壮大，也给吕梁根据地留下了一支久经淬火的山地部队。战争胜负，从来不只在枪林弹雨里见分晓，关键时刻能不能把资源往最需要的方向集中，同样决定胜负。顾全大局这四个字，往往写在公文之外，却深刻影响了战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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