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后，一柔弱女子步入“总统府”，她竟是南京特工总指挥

“1949年4月24日清晨，哨兵低声嘟囔：‘嗨，那位太太怎么敢一个人闯进来？’”潮湿的晨雾尚未散尽，南京城刚经历彻夜炮火，街面布满焦土与纸屑。新来的解放军对这位妆容考究、步履稳健的女士略显好奇，却不敢多问。她递上写有“陈士榘”的字条，语速平缓，要求面见第三野战军指挥员。短暂停顿后，两辆吉普车呼啸而至，护送她穿过石狮、拱廊，直达府内中庭。

这位“不速之客”名叫陈修良，外表柔弱，但在此前三年的地下战线上，她被代号为“明安”。南京能够迅速而完好地交接，除了前线炮兵与渡江舰队的准确打击，更仰赖她在城内搭建的情报网。解放军进城前夕，国民党第六绥署曾准备炸毁电厂和自来水厂。正是“明安”提前截获密码电报，以“机务检修”为由让技术工人把炸药静悄悄拆走，才让南京的灯火在欢呼夜中继续亮着。

把镜头拉远，1907年夏，宁波三江口。陈家小楼被海风吹得窗棂叮当作响。父亲经商有成，却早逝，留下的大笔遗产被族亲分割。陈修良与母亲、姐姐被迫迁居窄巷。艰难光景没有压垮她，反而让她嗅到了社会变局的味道。十五岁那年，她以第一名考进宁波女子师范，成了同学眼中的“校花”。字写得秀逸，是沙孟海先生最得意的徒弟之一。若论生活轨迹，她大可留在象山口，写字、教书、相夫教子，偏偏时代给了她另一条路。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江浙学界沸腾。“不如到上海去！”师兄沙文汉的一句话，带她挤进火车。站台混杂着咸鱼和机油味，陈修良第一次发现自己并非旁观者。她写传单、递情报、带头罢课，那双练字练出的纤细手指由此沾上墨汁与硝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份由学生转为组织联络员，自此“舞台”由课堂换成暗巷。

国共合作破裂后，她先到武汉，再转广州。她与李秋实搭档掩护工运，两人结成夫妻。1927年清乡加剧，湖北方言在广州街头格外刺耳，暴露风险陡增。组织让她化名“赵如兰”，假扮纺织女工赴苏联培训。李秋实留守南方，三年后不幸在狱中牺牲。噩耗传来，她只在日记里写下五个字：“仗还没打完。”

30年代，陈修良辗转东北、香港、天津，角色换得比戏台子还快。上海沦陷后，她受命潜回南京，用“资本家遗孀”的身份租住中山东路七号。租约上签名飘逸，邻居只知她姓“陈”，却想不到屋里藏着两台短波电台和一间暗室。她以茶会、旗袍沙龙为幌子，结识财政部秘书、国防部机要员、中统少校，多向联络点像蛛网一样伸出。

1946年冬，一桩“家务事”给了她大礼。地下党员方休来报：妹夫要来投宿，此人是军统特务。普通情形下，最稳妥的选择是躲避，可陈修良却说：“不见面，情报自己会走过来？”她设计数次“偶遇”，从服装颜色到谈资顺序都排练了稿子。几周后，那位妹夫出门忘带手提包。方休眼急手快，撬见里层夹着一本电报密码本，两人抄录完毕，机密随即通过她的线路送到上海情报局。解放军炮击江北炮台时，那本密码本发挥了指哪打哪的功效。

期间还有不断的试探与背叛。陈修良曾误信一位自称“闽北救亡会”干部的余飞，与其共同赴日。抵横滨后，她发现对方另有家室，且意图投敌。余飞被捕瞬间就出卖同志，她和沙文汉被迫潜入东京工人区。不久，他们借船回国，继续在各地掩护干部。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挑眉：“特工要怕走错一步，就别进这行。”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前线一小时调动一次，幕后九成联络线出自“明安”指引。国民党中央想执行焦土政策，却因地雷、炸药点位被提前掌握而搁浅。解放军进城前夜，陈修良派出最后一条密令：铁路桥封锁、总统府内档案勿毁。天亮时，她脱下贴身小皮枪，换上素净长裙，步入总统府——那并非作秀，而是把名单、钥匙、城防图当面交给解放军指挥员。

南京和平接管后，她婉拒厚礼，只要了两件事：第一，撤销监狱内对进步学生的通缉；第二，原市政工人照常上岗，保证生活供应不断。三野首长全部同意。几日后，地下情报站正式销号，人员并入地方政府系统。陈修良被任命为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她依旧骑那辆掉漆的单车，穿梭弄堂，替大批抗战寡母争取抚恤。

有人统计，她在南京发展特工两千三百七十八人，分布于行政院、财政部、警备司令部、再加上铁路、电力、邮电。可她的履历表只写了八个字：“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55年一次干部座谈会上，陈士榘回忆当日初见：“谁能想到南京的天幕，竟被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同志掀开。”

晚年陈修良极少提及惊险往事，只偶尔对后辈说：“做情报，不是戏剧，是工程；工程就要算细账，少一点花哨，多一点手艺。”1970年代，她把那本密密麻麻的密码抄件与个人备忘录交给档案馆，嘱咐封存三十年。等文件解密，有人惊叹：原来南京的焰火夜，是在这位特工的算盘珠中稳稳翻过的一页。

档案保存下来，城市还在运转。总统府门前的石狮依旧，游客在合影时不会想到，七十多年前，正是一个“阔太太”的背影让炮火止于城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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