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需要的不只是勇气

人类对长寿的追逐像一台永动机，从未停歇。不过你是否想过，“活得长”与“活得好”不一定结伴而行，当长寿伴随着身体朽坏、尊严丧失，阁下又该如何应对？说到底，如何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才是我们要直面的命题。王一方《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从医学人文视角剖析长寿与尊严的矛盾；吉安·波拉西奥的《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以冷静笔触探讨生命终点的医疗选择与自然法则；欧文·亚隆夫妇的《生命的礼物：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则以亲身经历展现临终时光的温度与存在的意义。三本书从不同维度打开思考的窗口，指引我们直面生死，探寻向死而生的可能。

人生苦短

古人用“千古艰难惟一死”来形容人类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的确，蝼蚁尚且惜命，何况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呢？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场人类不断与时间拉锯、为自己续命的超长马拉松。

史前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仅20岁上下，今天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放到远古社会，已接近人生终点了。进入农业文明，平均寿命逐渐拉高，达到35岁，刨去奇高的婴幼儿夭折率，一个成年人大概率能活到四五十岁。60岁是道坎，孔子谈人生，讲到六旬之年打住，恐怕是因为再往后他也没把握，故存而不论。70岁是又一道坎，人生七十古来稀，非常稀罕。

图源：视觉中国

古代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很难提上去？原因很多。生产力水平低下，多数人长期吃不饱肚子，营养不良，加上科技落后、医疗匮乏，是折寿的普遍因素。要是再遇上天灾人祸，老百姓就更难觅活路了。

翻开《古诗十九首》，多有对生命易逝的悲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对乱世中人来说，“命不久矣”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一再发出“人生苦短”的浩叹。

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爆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的兴起，人类平均寿命从古代的35岁上升至1950年的46岁，足足提高了11岁。时至今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增加至73.3岁，并且还在往上走。投入上亿美元研发长寿科技的俄罗斯富豪谢尔盖·扬甚至声称，未来人类有望活到200岁，“永生”也并非遥不可及。

寿则多辱

但事情恐怕没谢尔盖·扬所声称的那么简单。要知道，活得长不等于过得好，长寿和幸福并不必然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把长寿这面翻过来，迎接你的或许是幸福的反义词。

这道理其实古人都讲透了。庄子就认为“寿则多辱”，意思是与年齿渐长相伴随的是躯体的朽坏、疾病的困扰及尊严的丧失。这样的“活着”，有何质量可言？18世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记叙自己去过一座小岛拜访神奇人种斯特鲁格布鲁德，他们可以活到1000岁，然而活到90岁，斯特鲁格布鲁德已陷入耳目失聪、腿脚不便、反应迟钝的境地，往后900多年的漫长余生，只能痛苦地苟活着。

你或许觉得这只是小说家言，但现实里，寿则多辱的情况经常发生。《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作者王一方就见过不少。

《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王一方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王一方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有过长期的临床经验，后转向医学人文，致力于研究生死哲学、医学思想史、医学哲学和叙事医学。转向的驱动力，就和他在临床实践中见多了老人受“辱”的景象有关。

屈辱首先源于身体机能的衰退。王一方指出，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表现，很多老人因此患上肌少症。“肌肉量太少会破坏平衡和支撑，导致失能，还可能造成大脑灰质的淀粉样变，导致大脑退化，也就是失智。”一个行动不便、脑筋糊涂的人，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

拐点往往出现在开车上。不少老人就是在发现失去自由驾驶的能力后一蹶不振的。随着年纪增长，失能失智的程度会日益加深，老人将越来越多地失去对事物的掌控能力，最终不可逆地滑向精神崩塌。

人工智能或许能弥补这一缺失。“比如，高龄老人能在AI技术帮助下开车上路，这有助于减少他的挫败感。”王一方说。但人工智能无法破解人类丧失主体性后任人摆布的困境，而这才是人之所以受“辱”的关键。

王一方观察到，现在的情形是，很多老人思想开明，早已看淡生死，只求临终时走得不痛苦、有尊严。偏偏是子女放不下所谓的孝道，违背老人明确表示过不进重症监护室、不插管、不鼻饲的意愿，坚持要医生尽全力抢救。老人无力抗拒，只能默默承受，其结果反而是徒增屈辱和痛苦。

如何面对死亡，有尊严、有质量地走完生命最后阶段，不只是老人关心的事情。无论是为了亲人还是为了自己，我们都有必要深入思考。

与病共存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人不是生来就长寿的。事实上，前现代社会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可能才是符合生物学规律的。

《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开篇，波拉西奥就用冷静的笔触揭示了生物为何要死的真相：“每一个生物体在尽可能多地产出后代、让后代存活下来并照顾到后代进入育龄期之后，该生物体在生物演化意义上的作用就已经穷尽。从此以后，该生物体只会是自身后代在获取食物上的竞争者，对于基因扩散没有可见的益处。因此，为有利于自身的物种，该生物体应该尽快终结个体的存在。”照此逻辑，假设一个人20多岁生儿育女，待后代长到相仿年纪，他也就到该离开的时候了，否则随着劳动能力丧失，他将从价值的创造者变成纯粹的消耗者，与后代争抢生存资源。这违背了自然法则。

《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德]吉安·波拉西奥 著，悟 实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出版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从两个维度破解了这一难题。一方面，生产力大幅提高，能供养更多的剩余人口了；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营养、改善卫生、发展医疗等手段将寿命活生生拉长，上演了“逆天改命”的戏码。

但这是有代价的。现代人患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病等疾病的几率远远高于古人，原因之一就是活得太长。古人较少得这些病，是因为还没到得病的年纪就已经往生。因此，现代人要享有更长的生命长度，就必须学会与衰老和疾病共存。问题在于如何共存、共存到什么程度？

这并不好回答。如果答案是竭尽所能，共存到不能共存为止，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忍受屈辱和痛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将是最好归宿。然而，只要亲眼见过ICU里那些常年卧床、全靠营养液和药物维系的病人，你会扪心自问：这种毫无生趣和尊严可言的“共存”，果真值得向往吗？难道就没有更好的选项了？

在《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中，王一方举了两个案例：一位癌症晚期的高龄老人，被家人送进ICU，戴着呼吸机，身上插满管子，强撑了31天。在这31天里，子女只能在规定时间探视，都没来得及和老人见上最后一面；另一位患癌老人，在安宁病房住了11天，期间召集子女，回顾自己的一生，并对每个子女提出忠告，最后在亲人的陪伴下平静离世。

从延缓生命的角度说，无疑是前一位老人胜出。但换作你或你的家人，会倾向于哪一种离去方式，觉得哪一种更人性化、更能慰藉死者和家属的心魂呢？我想，每个人心中自有答案。

当然，像关乎生死这样的终极问题没有非此即彼的答案。我们不是要确立排他性标准，而是尝试在“延续生命”和“有尊严地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为人生走向终点探寻更多可能性。这就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安宁疗护。

拒绝“拔河”

安宁疗护，亦作临终关怀，始于英国医护工作者西西里·桑德斯夫人。长期护理绝症患者的经验使桑德斯夫人深刻认识到，病人的痛苦不仅来自生理疾病，还源自精神、心理以及社交等各个层面。因此单纯地缓解肉体上的痛苦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全面、细致的关怀。1967年，桑德斯夫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安宁疗护机构——圣克里斯托弗安宁医院，致力于改善临终者的生存状况，尽一切努力减轻他们的痛苦。

图源：视觉中国

波拉西奥指出，正是这一点将安宁医院和常规医院区分开来。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在手术和重症监护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医学界弥漫着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仿佛没什么病是治不好的，就算治不了，也要千方百计地延长患者的生命。结果，医生把死亡当作敌人，出现死亡便是对敌斗争失败。在这种思维主导下，“治愈”和“续命”成为医生的至高准则。

王一方用“和死神拔河”形容这种心态：患者如同一根绳子，医生与死神各执一端，拼命拉拽。“真正遭罪的是这根绳子，可谁都没有为它考虑过。”换言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遭受的痛苦，很少被认真对待。

安宁疗护要做的，是在确认患者进入临终阶段后，将“绳子”的一头放松，减轻其痛苦。波拉西奥据此主张，把非必要的、可能引起过多痛苦和副作用的措施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走好“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安宁医院不会像常规医院那样，使用鼻饲、输氧、化疗等手段为临终者续命。

进一步思索，这或许是对医学伦理的回归。医学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拿临终者和死神拉锯。桑德斯夫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你重要，因为你是你；你重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何体现这种重要性呢？那就是要以临终者为中心，充分尊重其主体性。

向死而生

据王一方估算，我国每年的死亡人口约1000万，其中癌症患者约占三分之一、340万人左右，而能够进入安宁疗护通道的仅30万人。供给不足是一方面。当前，中国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疗卫生机构约4000家，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且专业医护人员缺口较大。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观念问题。据陆杰华、戚政烨的《直面临终时刻：医院安宁疗护中的妥协与调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一书披露，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死亡仍然是犯忌讳的话题，哪怕医护人员也往往对死亡讳莫如深，以至于在安宁疗护病床总供给量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了病床利用率偏低的尴尬景象。

应该承认，竭力挽救亲人的生命乃是人之常情，不独中国人如此，波拉西奥笔下的德国人同样如此。简单判定哪一方错了，试图去“纠偏”，是轻率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寻更多的可能性。这方面，亚隆夫妇的经验值得参考。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和妻子、历史学家玛丽莲·亚隆都是享有世界级声望的学者。2019年，玛丽莲患多发性脊髓癌，化疗时一度中风。醒来后，她请亚隆放下手头工作，合写一本书。接下来六个月，两人各自书写，并彼此交换阅读。直到有一天，玛丽莲决定停止化疗，选择安宁疗护，在亚隆和四名子女的环绕下告别人世。妻子去世后，亚隆继续写书，直至完成出版。

《生命的礼物：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美]欧文·亚隆、玛丽莲·亚隆 著，童慧琦 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年出版

于是有了这本感人至深的《生命的礼物：关于爱、死亡及存在的意义》。在书中，亚隆夫妇以诚挚的文笔回顾了两人相濡以沫、相爱相知的风雨人生路，又以深邃的思考探讨了生命、死亡、爱与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当至爱至亲之人走向终点时，我们应以何种姿态相伴左右。书中最令我触动的是这句话：“我们写作是为了理解我们的存在，即便它把我们扫进了身体衰退和死亡的最黑暗区域。这本书的首要意义是帮助我们度过生命的尽头。”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写作既是对玛丽莲的一种安宁疗护，也是亚隆自我疗愈的过程。

亚隆夫妇面对死亡的态度启示我们，死亡是人类的宿命，与其在恐惧和回避中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不如主动面对，言说甚至与之对话。所谓“向死而生”，就是将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可参与的过程，通过反思、告别与爱的表达，赋予人生终点以独特的重量，最终实现对生命整体的理解和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