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时评｜司法“慎杀”的理性之下，该如何安放死者亲属“严惩”的朴素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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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白仲夏

近日，据媒体报道，2023年7月，贵州省黔西市定新乡庆祝村（现名堡堡寨村）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49岁的务农女子王某某清晨出门割草，途中遭邻村村民熊某杀害，被抛尸于石缝之中，裸身掩埋，两块重逾百斤的巨石压在尸体之上。凶手事后不仅销毁证据、焚烧衣物，还装作热心人参与搜寻，甚至在家属面前若无其事地吃饭。直至警方侦破案件揭开真相，人们才知村中这位“热心伯伯”竟是杀人凶手。

该案件经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熊某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毕节市人民检察院不服判决，提请抗诉，贵州省高院二审维持死缓，但增加“限制减刑”判决。家属认为判罚过轻，质疑熊某并无真正悔罪，已申请再审，希望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从司法判决来看，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熊某因被害人拒绝其联系，心生不满，在被害人毫无防备时勒颈致死，随后掩埋尸体、制造假象、误导侦查，手段极其残忍，案件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巨大。尽管如此，法院仍认为熊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协助找到尸体”，具有“坦白”情节，对侦破起到“一定作用”，遂作出死缓并限制减刑的判决，这一量刑成为了舆论焦点。

令死者家属乃至不少公众难以理解的是，一个杀人灭迹、掩埋尸体的凶手，何以能获得死缓？这种质疑并非情绪化的反应，而是对“认罪悔罪”标准的拷问。在家属看来，熊某的所谓“供述”是在警方已锁定其犯罪、掌握充分证据后被迫为之，并非主动认罪，更谈不上悔罪。所谓“配合指认”，只是被动的无奈。若此也能视作“认罪悔罪”，无疑稀释了法律对恶性犯罪的惩戒力度。

事实上，我国刑法确有“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旨在“少杀慎杀”。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但仍具酌定从轻情节的犯罪人，可判死缓。缓期两年内若无新的故意犯罪，期满后可依法减为无期或有期徒刑。而“限制减刑”则是对此类罪犯进一步从严掌握，意味着其实际服刑年限更长。二审法院在案件判决中选择死缓加限制减刑，体现着司法在“严惩”与“慎杀”之间的权衡。

然而，法律的理性往往难以平息人心的悲愤。王某某被害的过程极为残忍，行凶前熊某只因强行抚摸被害人被拒，便转而选择杀人灭口，事后焚毁衣物、埋尸造假，增加侦查难度误导警方。若说这是“情感纠纷”引发的偶发事件，显然是对事实的粉饰。熊某的行为具有明显的性侵犯意图与报复心理，其主观恶性深重、社会危险性极大，因此，检方在二审抗诉中指出其无悔罪表现，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家属亦援引“百香果女孩案”等类案，希望对熊某执行极刑以警世。

在情感与理性之间，法律必须作出选择。近年来，我国死刑适用标准趋向宽严相济，这是刑事政策的整体导向，但对极端恶性犯罪，社会仍普遍期望“严惩不贷”。本案的争议，正折射出司法公正与社会情绪的张力，公众呼唤“恶有恶报”的正义，司法却须坚守“依法量刑”的理性。若一味迎合舆论，容易导致刑罚失衡；但若忽视民意，又可能削弱公众对司法权威的信任，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是每一宗命案后的制度考题。

值得肯定的是，贵州省高院已依法受理家属再审申请。再审的意义，不仅在于纠错，更在于让司法裁量过程更加透明、理据更加充分。对于死刑案件而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等重要，公众希望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结果，更是一种可被理解的司法逻辑。

一条鲜活的生命被残忍终结，一个家庭陷入无法弥补的悲痛，这起案件的审理，不仅是对一桩命案的追责，更是对法治精神的检验。当制度努力在“慎杀”中守住底线，也必须让公众看到，正义不会因程序而冷漠，恶行不会因技巧而逃脱，唯有如此，法律的威严与社会的信任，才能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判决中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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