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提出解决四人帮的是谁？1999年华国锋与老友交谈时讲述了经过

在我国现代史上，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是一个转折性事件。

而关于“是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长期存在不同说法。

有人说是叶剑英，有人归功于汪东兴，还有人把“首倡”之笔指向了当时中办副主任李鑫。

直到1999年初秋，华国锋在自家小院里与多年挚友张根生的一次闭门长谈，给出了最权威、也是最终的个人答案。

据张根生日后公开发表的《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一些细节》一文中可见详细记录。

那天午后阳光正好，我和华国锋在他家的小院里畅聊，不觉间华国锋把话题主动引向了23年前的惊心动魄时刻：

“1976年9月11日，毛主席去世刚两天，我上午抽空去了先念同志家里。

我对他开门见山：‘四人帮夺权的野心已经迫不及待，要赶快想个办法。’先念一听就明白，当即答应替我上西山找叶帅。”

“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他们在特殊运动期间形成集团，通过操纵舆论、排斥异己、制造混乱巩固权力。

华国锋特别强调，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只有他先说才最合理，也只有、必须他来先说。

他还说，对于处理四人帮的问题，他已经深思熟虑了很久，认为必须该处理了，要是耽搁很可能出乱。

华国锋还提到，在他和李先念说完后，当日下午李先念就驱车赶往西山，把华国锋的“诊断”原原本本带给了叶剑英。

叶帅听完先念的转述后，沉思片刻，而后郑重地回了八个字：“只能如此，事不宜迟。”

随后几天，华国锋又秘密约见了汪东兴，敲定了“隔离审查”的具体办法。

李先念则往返于华、叶之间传递信息。

到了9月20日前后，“华—叶—汪”决策核心正式形成，外界后来称之为“铁三角”。

不过，后来李鑫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许正因如此，如今还有传闻认为是李鑫最新提出的解决四人帮决议。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梁效’的文章，标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第二天一早，李鑫就跑到华国锋办公室，把报纸往桌上一放，直言道：‘国峰同志，这是他们的动员令，不能再等了！’

正是李鑫的一句话，最后使得原本定在10号左右的行动，提前到了6号晚上。

对于华国锋的这一说法，在诸多党内同志的谈话记录中也可得到佐证。

1982年，李先念在同我国党史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话时说道：

“国锋同志最先向我指出‘四人帮’要搞行动，要我立刻找叶帅，这个情节我记忆最深。”

吴德同志在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中写道：

“9月中旬的一次小范围碰头会后，国锋同志单独留下我，说‘不动手就要来不及了’，并让我与东兴同志商量技术细节。”

1989年，汪东兴在一次内部谈话后在笔记中写道：

“国峰同志第一次向我交底是9月12日夜，他提出‘把这几个人分开审查’，我当时表示警卫力量由我负责。”

由此，便可梳理出整个事件的大致脉络：

9月11日，华国锋首先向李先念发出“解决”信号 → 李先念当日上西山征得叶剑英同意 → 华、汪随后对接具体方案 → 10月4日李鑫“报警”促成提前动手 → 10月6日晚8时一举收网。

历史上，很多人对华国锋的印象并不好。甚至很多人认为其较为软弱，在处理很多事情时优柔寡断，没有远见。

其实并非如此。

国锋同志不仅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也有着擎起大旗勇往直前的胸怀和魄力。

那么，还有一点，除了当时的身份地位外，还有什么因素促使国锋同志率先提出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在查阅了一些资料和深入研究分析后，文史君以为，至少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细致的观察

国锋同志有着一颗敏锐的心，他一直留意着四人帮的行动和行为，早已发觉了四人帮的野心和不当行为。

尤其是毛主席去世后，江青等人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让国锋同志意识到事不宜迟，不能再等了。

其二，受命于危难之际

毛主席去世前期，国锋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又逢多事之秋，他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清楚的明白必须要与四人帮斗争到底。

他还清楚地认识到，想要最终夺取胜利，一定离不开叶帅等老革命的支持与帮助。

其三，四人帮成员的异常举动

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带领2名秘书在紫金阁架起17部电话，以国家高层的名义妄图切断华国锋等领导人与全国的联系，由“四人帮”取而代之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还有，毛主席病逝后，江青立即找到张玉凤索要毛主席保险柜钥匙，还自作主张拿走了几份文件。

另外还有，江青私自向国锋同志提议召开高层紧急会议，但是一边不允许叶帅参加、一边又要求毛远志出席。

身为会议主持人的国锋同志，居然连会议内容都不知道，这些异常举动让其十分担心。

正是以上原因，促使国锋同志成为最早提出处理四人帮的关键人物，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国锋同志的敏锐性和战略性。

但是对于最后处理四人帮取得的伟大成绩，国锋同志却不居功自傲，甚至作出这样的总结：

“粉碎‘四人帮’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是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党和人民共同取得的伟大胜利。”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1976年那个多事之秋，可以断言：

“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这一动议的高层领导人，正是华国锋同志。

李鑫最早在内部发出“隔离审查”的警示性建议，为最后拍板提供了重要催化剂。

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老一代革命家在同一方向的反复磋商，才使“一句话”变成了一场扭转国运的历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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