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27岁新四军士兵复员回乡,媒婆给他介绍了一寡妇

1955年，一27岁新四军士兵复员回乡,媒婆给他介绍了一43岁､有6个孩子的寡妇,但没想到,他同意了｡然而见面后，女人却愧疚的说：“对不起，隐瞒了你一件事。”
1955年早春，周元官拄着拐杖从部队回到老家，他27岁，头发里藏着几根提前冒出来的白，是北方冬天和南方雨季都留下的痕迹。
那年部队复员，他是村里少数有“光荣军人”身份的人，可他也明白，自己的腿和手，已经不再像那些未曾负伤的同龄人一样灵便。
一回家，娘就拉着他叹气，说：“你爹走得早，就盼着你早点成个家。”可媒人上门三四回，最后都是女方一句“这人家还带伤，日子咋过”，没下文。
五月的一天，媒婆李婶又来了，这次她说，“有户人家条件差点，沈邦珍，43岁，六个娃，男人前年走的。”
娘一听直摇头，觉得差太多，可李婶劝她：“先去看看再说，人可实在了，会过日子。”
周元官没吭声，那晚他坐在院子里抽旱烟，烟丝烧到指头，才慢慢说了句：“去看看吧。”
到了地方，屋里光线暗，桌上摆着一碗小米粥，墙角堆着柴火，六个孩子，最大的二十来岁，最小的还在摇篮里，呆呆地望着他，像是见到稀罕物。
沈邦珍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衣服，见他来，先是手足无措，忙不迭地放下碗筷，擦擦手，招呼他坐。
“家里穷，没啥像样的东西招待你。”她话不多，声音却干净利落，周元官四下看了看，地上没有一丝灰，锅台整洁，几个孩子在一旁帮着端碗递水，他心里忽然松了口气——这家虽然苦，可没有乱。
饭后，沈邦珍让孩子们去外头玩，自己坐到炕边，低头搓着手上的老茧，半天才开口：“媒婆说的都是真的，我男人去年冬天走的，家里欠了点外债，你要是嫌弃，我不怪你。”
周元官听完，反倒觉得心里轻松了些，他本就没想找多好的人家，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
他看了看沈邦珍，又看了看那些孩子，慢慢说：“我这身子不算好，你不嫌弃我，我也不怕带孩子，只要你愿意，咱们就一起过。”
沈邦珍话音落下，屋里静得能听见煤油灯芯噼啪的轻响,她垂着眼，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那句藏在心底的话终究还是说出了口。
周元官看着这个瘦弱的女人，又望向角落里挤作一团的六个小脑袋，忽然朗声笑了：“我这身上有枪伤，你家里有娃娃，咱俩搭伙过日子，不正好凑成个整圆么？”
这话像春风，瞬间融化了沈邦珍眉间的冰霜，她别过脸去，悄悄用袖口拭去眼角的湿润。
婚事办得再简单不过——没有喧天的锣鼓，没有大红的花轿，只有一桌粗茶淡饭，几碗薄酒。
村里人围坐在一起，都说这是“苦藤上结出的甜瓜”，有人替周元官不值，他却摆摆手：“过日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婚后的日子依然清苦。北风呼啸的冬夜，沈邦珍的咳嗽声总会撕破寂静，周元官便守在灶前，小心翼翼地照看着药罐，草药的苦涩香气在狭小的屋子里弥漫开来。
农忙时节，他腿脚不便，在田里干活总是慢人一步，可回到家，总有懂事的孩子递上温水，最小的那个也会摇摇晃晃地搬来板凳。
村里人打趣他：“老周，你这拖家带口的，比打仗还累吧？”他抹把汗，眼里却闪着光：“热闹才好，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光阴在柴米油盐中静静流淌，两年过去，压在肩头的债务终于还清，沈邦珍的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孩子们不再躲闪，每次见他回来，都会脆生生地喊“爹”。
有时夜深人静，周元官也会恍惚——若是当初选择了另一条路，人生会是怎样？但看着妻子舒展的眉头，听着院里孩子的嬉闹，他便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安排。
可惜好景不长，沈邦珍早年的病根终究还是发作了，在那个树叶飘零的季节，她把孩子们叫到床前，气息微弱却坚定：“你们要记住，是这个爹给了你们一个家。
以后，要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待他。”孩子们泪如雨下，重重地点头。
自那以后，周元官的生活重归寂静，他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对妻子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
孩子们渐渐长大，像羽翼丰满的鸟儿飞向四方，但每逢年节，总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热腾腾的饭菜，崭新的衣裳，还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让这个曾经清冷的家重新充满暖意。
村民们常常感叹：“老周这些孩子，比亲生的还孝顺。”而周元官总是望着远方，轻声说：“人心换人心罢了。”
春去秋来，他用半生守护了一个没有血缘的家，而孩子们，用最朴素的孝心，温暖了他所有的岁月。
有一年冬天，周元官生病住院，六个孩子轮流守着，他最小的女儿煮了一锅热粥，端到他床前，他喝了一口，笑着说：“你们妈要是还在，肯定高兴。”女儿红着眼：“妈说过，让我们一辈子孝顺你。”
再后来，周元官老了，腿脚更不利索，儿女轮流照看，干什么都想着他。
其实，周元官也常常在想：人生兜兜转转，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一个愿意和你共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