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将军回国后，是谁接替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的职务

“陈司令，要是您真回国，第三兵团怎么办？”1952年5月下旬，临津江畔的野战指挥所里，一名参谋压低声音，把这个问题抛到夜色中。时间拉回一年多前。

1951年3月16日，这支番号在辽沈战役时就让对手头疼的“第三兵团”再度出现在电报中，不过前缀多了四个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番号下辖第12、第15、第60三个军，机关设在北京西郊，陈赓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档案里能看到一句批示：“第三兵团随时准备入朝”。

成立之初，陈赓却因伤病住在北京总医院。有人担心兵团首长不到位会影响培训、整补与炮兵归建，他反倒安慰身边人：“好钢得放到刀刃上，急什么？”事实证明，他并没有爽约。1951年6月，病情稍稳，他顶着尚未拆线的伤口奔赴沈阳，接着8月17日跨过鸭绿江。入朝后，他同时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布置第五次战役。

那年初秋，三兵团在铁原、金化之间穿插，顶着美军航空兵和炮兵的双重打击稳住中线。陈赓的电台语速很快：“第12军右移三十里，第60军再慢五分钟就脱离火力覆盖。”熟悉他的人知道，语速越快，脑子越清。战场上，三兵团完成了预定目标，为后续战略转入防御争得宝贵时间。

不过，陈赓坐镇前沿的日子并不长。1952年6月，他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立即回国，负责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决策层看重的，不仅是他的指挥艺术，更是他对科技教育的长远眼光。离朝前，他把几本折角的作战笔记塞到副手王近山手里：“老王，三兵团交给你了，别让哥几个丢脸。”一句半玩笑，却在随后半年里显现分量。

王近山是有名的“拼命三郎”。解放战争时，他指挥第12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硬是在敌后站稳脚跟。接替三兵团后，他没有挂“代理”的牌子四平八稳，而是立刻做了三件事：一是调高手下参谋的火炮修订口径参数，适应冬季弹道；二是把各军配属的部分团级独立营集中训练突击夜战；三是给彭德怀直接建议，在金城方向构筑反斜面交通壕，准备长期固守。这些动作后来都证明有效。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爆发。三兵团只抽调了部分兵力前出，但王近山索性把指挥所搬到距离主峰不到十公里的防空洞里。炮火猛烈到在洞口说话要对嘴吼，他照样能分清哪一发来自155榴弹炮、哪一发是“联合国军”舰炮过顶的流弹。11月末，敌人发动最后一次集团冲击前，一名警卫员劝他后撤，他只抬了下眼皮：“阵地还在，司令就不走。”最终，三兵团配合十五军守住了总攻重心，战役胜利写进电报，代司令的名头也就此坐实。

经历上甘岭的连轴转，王近山的旧伤复发，1953年春被批准回国休养。志愿军总部需要一名强悍却稳健的继任者，目光落到了华东剿匪名将许世友身上。许世友抵达朝鲜前线后，见到司令部留给他的第一份参谋作业——“夏季反击部署初稿”。他习惯快刀斩乱麻，把批注写得简单：“敌必再试探，我必以短促突击破其锐气”。7月初，三兵团协同九兵团在铁原以南实施夜战反击，歼敌六千，硬是打到对手谈判桌上再无筹码增兵的地步。此役虽不如长津湖、上甘岭名声响，却直接敲定了停战协议的节奏。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许世友带队巡视阵地，身后随军记者问他：“司令，为啥停战了还这么仔细看工事？”他咬着烟卷回一句：“和平也是打出来的，土包子少一铲都不放心。”这句带着乡音的话后来在军内流传，只是外界了解不多。

综观三兵团在朝鲜不到三年的征程，首任陈赓打开局面，代任王近山稳住咽喉，接力的许世友完成收官。三位司令员背景、性格迥异，却在同一面军旗下接力，把火线连成一条清晰的作战脉络：先机动进攻，再持久防御，最后战略反击。有人统计过，三兵团累计歼敌七万余人，占志愿军总战果近七分之一，虽非唯一的主攻拳头，却是最稳定的一支铁拳。

陈赓离开枪炮硝烟后，投入“哈军工”基建现场。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打一仗容易，养一代人难。”王近山回国不久便参与国土防空部队筹建；许世友则在南京军区严抓训练，被官兵称作“许包公”。从朝鲜战壕到和平岁月，三位司令员的轨迹说明一点：战争结束不等于使命终了，角色转身只为新的国家任务服务。

如果说抗美援朝是一条贯穿早期共和国安全的生命线，那么第三兵团的指挥棒在三位名将之间的传递，无疑让这条生命线更为坚韧。至于当年那个深夜参谋的疑问——“第三兵团怎么办？”答案早已写在他们共同署名的作战简报里：任务面前，没有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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