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10军团血战谭家桥政委负伤，埋尸时发现活着获救，授衔前走极端

“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这是红十军团一位高级将领当年书写在谭家桥战斗时的悲壮诗句。八十多年过去了，来到安徽黄山南麓谭家桥地区，瞻仰这场惨烈谭家桥战斗遗址，看到郁郁葱葱的青山中埋葬着红军先烈的忠骨，心中升腾起无限的崇敬之情。

史料记载，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上级决定成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原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方志敏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原红七军团政委乐少华任军团政委。这支悲壮的队伍于1934年冬进入皖南，此时，国民党部队眼看一支主力红军向自己的老巢南京进逼而来，赶紧派出大部队进行围追堵截。其中以浙江保安处长俞济时为总指挥，统辖约11个团的兵力，尾随红军最近。

当时，红十军团领导发现我军刚刚进驻谭家桥时，尾追之敌补充第一旅就到了汤口，该敌是蒋嫡系部队，共3个团，外加浙江保安纵队第三团1个营，装备精良，此时已经呈孤军突进之势，而先遣队2个师，兵力与敌相当，但枪械弹药不足，予敌迎头痛击把握不大，为此，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这一带的有利地形，对冒进的敌人进行伏击，争取歼灭该敌大部。

谭家桥，地处太（平）旌（德）歙（县）3县交界，自古扼守徽（州）宁（国）两府交通要道，正在修筑的大岩公路自北而南穿境而过。村庄较大，约有千户人家。环村东西两面皆高山，东为鹊岭（与旌德分界），西为黄山，中间是平坦的山谷和由南而北的麻川河，南有乌泥关山隘口和石门岗、蛇形山制高点，乌泥关以北一路小山坡，森林茂密，地势险要。敌人要经过的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两侧山岭对峙，中间仅余数米宽的公路通过，地形非常险要，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红十军团指挥部经过细致部署，将主力布置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距谭家桥5公里左右，乌泥关山隘口，按十九师、二十师的顺序设伏，战斗力较强的十九师，配置在上峰，并配置机枪火力，并与二十师阵地衔接，二十师以1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另外先遣队教导团在公路两侧布设“挨丝炮”（土地雷）。

军团指挥部设于钟鼓山麓一幢民房里（今属谭家桥镇中墩村前门组），后勤机关设于西谭至留杯荡一线，在麻川河东侧一线高地部署警戒和掩护部队。待敌全部进入关口后，立即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援敌。二十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迅即对敌拦腰出击，将其大部歼灭在公路上。

先遣队选择此处为伏击圈的“袋口”，无疑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地利之便，如此一推算，领导认为此役操胜算是三只手指捏田螺——稳拿的事情。

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先遣队的伏击对象是补充第一旅于14日上午从汤口沿公路向谭家桥进发。就在敌前卫团进入伏击圈时，潜伏的红军战士突然开火。敌军惊慌失措，陷入一片混乱。由于我军过早开火，对敌未形成伏击包围态势，战局未能向我军所预期的方向发展。此时，受惊之敌一看这险要地势，立即停止前进，并飞报大部队请示增援，同时，派出一支精锐占领乌泥关东南一带高地，在公路上的敌人两侧展开进行顽强抵抗。

紧接着，得知前卫部队遭伏击，敌人连续几个团的兵力抢占高地，对我军进行反包围，由于我军主力一开始定位只对隘口公路下之敌打击，占据之地悬崖峭壁，兵力展不开，未能迅速分割敌军，战场形势逐渐转为不利。

更为糟糕的是，红军的武器装备差，大多为土铳、鸟枪、大刀、长矛等，以如此简陋的装备，与装备精良的敌军作殊死战，劣势很快突现，狡猾的敌人则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火力，向战斗力较弱的一部发起猛攻。红军先遣队处境险恶，但全军将士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生死无畏。

为夺回石门岗制高点，红军接连向敌人发起4次冲锋。枪械弹药不足，红军便吹起冲锋号，端起长枪刺刀，抡着大刀，强渡麻川河，冲向石门岗，与敌短兵相接，展开激烈肉搏，但终因敌众我寡，还有新战士多，不善于正规作战，19师又不及增援，阵地最终被敌冲垮，指挥部被敌人占领。此时，87团团长黄英特牺牲，师长寻淮洲身负重伤，在向泾县茂林转移途中不幸牺牲，师政治部主任刘英负伤。红十军团政委乐少华带队奋力反击，终不能挽回败局，右胸和腹部身中数弹负重伤，倒在众多牺牲红军战士的血泊里。

谭家桥战斗本指望是伏击战，却打成了攻坚战，拼成了消耗战，因无法达到歼灭追兵的目的，直到夜间先遣队决定趁夜撤出战斗，敌人因苦战疲惫不堪，又怕夜间再遭埋伏，不敢追击。在撤退之前，红军组织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掩埋牺牲的红军烈士，这时，一队红军带着群众正在抬尸体时放在土里掩埋时，发现有一名红军还会动，眼尖的红军战士惊叫：这个人不是我们的乐政委吗？于是赶紧把他送到红军部队里，叫卫生员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死而复生的红十军团政委乐少华，就这样得救了。

先遣队谭家桥战斗正如方志敏书中所指出的，“这一仗关系重大，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住脚，完成自己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支队伍被四处蜂拥而来的敌人围追堵截，此时已进寒冬，天降大雪，由于给养日益困难，方志敏决定把部队带回赣东北休整。不幸的是因通讯中断，不知赣东北苏区被敌人占领，结果又陷入重围。

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返回闽浙赣边苏区时，被敌人合围在怀玉山地区，经过顽强战斗，弹尽粮绝，指挥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机关人员、后勤人员和受重伤的红十军团政委乐少华在参谋长率领下突围脱险，继续从事游击活动。由于乐少华的伤势实在太重，便安排离开部队前往上海疗伤。这支幸存的队伍在闽浙赣地区坚持战斗，最终发展壮大，成为新四军的第一师，以及日后的华东野战军主力。

1936年8月，乐少华的身体渐渐恢复，伤好之后他立即去延安寻找组织，由于当时中央需要一批工人出身的红军干部，上级立即任命他担任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后到红大第二期学习，毕业后任中组部干部科副科长、兵工厂厂长，从此走上领导我军军工工业的岗位，成为我军早期军工工业的主要领导人。抗战胜利后，他调东北先后任军工办事处主任，建国后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为我国的军工事业作出了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乐少华被波及，并被认为三个严重错误：一是他曾经做决定用公款为军工局处以上的领导干部每人买了一块手表，被认为是集体贪污，乐少华要负主要责任；二是他曾经派人到农村收购农民的粮食，在当时的形势下，被认为是对农民的剥削；三是他曾经指示有关部门将从日本人遗弃的炮弹中取出的黄色炸药卖给天津商人，在这场交易中，乐少华有收受贿赂之嫌。另外还有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堪重负的乐少华，在办公室内开枪自杀。

乐少华这样一位戎马半生、出生入死的红军军团级将领，在授衔前三年走上了极端，的确令人叹息，直到他去世20多年后的1980年，组织上对乐少华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决定恢复名誉，平反昭雪，肯定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性贡献。 本文参考资料：乐少华妻子浦代英著《无悔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