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我在伟人的宴席上，感到他是朴实的人民公仆，平凡又伟大

郑洞国于1903年1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1945年晋升）。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困守长春，最终率部放下武器。1952年任水利部参事，1954年起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郑洞国于垂暮之年回忆:

大约是一九五四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宴请我…。

我十分不安。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败军之将，见了毛主席，说些什么呢？

一九四八年，我率部困守长春之际是何等迷惘!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在东北的败局已定。蒋介石密令我突围，严词告诚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突围？谈何容易！城内军粮殆尽，近郊飞机场已非我所有，长春周围全是人民解放军的雄兵猛将。我们插翅难逃呀！……危在旦夕矣。部属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连我亲自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都开不起来了。

新七军军长李鸿称出席。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虽然到会神态却异乎寻常，听我说了几句话，他就借故匆匆辞去。我预感到凶多吉少。果然，当晚有人多次密报说：“六十军决定今晚起义！”旋即接曾泽生电话——我本想借机劝他心回意转，谁知不等我开口，他在电话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人和你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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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位自称是解放军代表的人通过电话对我说：“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你方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考虑,莫再作不必要的牺牲！”

瞧，解放军代表已经成了六十军的座上客了！但我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当即答道：“我既已失败，只有战死，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殊不知我越来越抓立。第二天一早，新七军参谋长来见我说，新七军也决定放下武器。劝我和他们一道行动。我仍不醒悟，严词拒绝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

此刻，我明知人民拥护共产党。解放军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许多方面都优于国民党，心中不能不佩服，可我囿于正统观念，硬是不愿和共产党和谈，误认为共产党不会容我。故我誓与孤城共存亡。

这时，杜聿明急电告我说，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接我脱险问我有无降落地点。我回电说：“来不及了”。同时电告蒋介石：来生再见。”我坚持“宁可战死，决不投降”的顽固立场。说实话，我已经顽而不固了。

当晚，我的司令部附近枪声骤起，异常激烈。我以为巷战逼近，急忙到门外观望并问左右军情。那知转眼之间，解放军神兵天降，竟踞于我的可令部内外了。再看身边，副参谋长和卫兵等人团团围着我，似乎都用眼神

向我示意：“大势去矣，放下武器吧！”我只得勉强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才知道，那是由于共产党军威和政策的感召，我的一些高级幕僚和卫兵早已悄悄迎来解放军的代表及战士。他们计议，朝天放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堪,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出来。每忆及此事，我不能不感激解放军和我部属及卫兵们的安排。

虽然放下了武器，我思想仍甚顽固，心绪极为不佳。尤其是率部退出长春之时，既惭愧又不服气。

恰于此刻，解放军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设便宴招待我。平素我就沉默寡言，何况“败军之将不言勇，”在小酌之中，我更少说话了。肖劲光和肖华二位将军见我不愉快，似有敌意，却还是给我斟酒灭菜，非常和气，并不视我为“败军之将”。

饭后，他二位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生硬地说了两条：一不去广播，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两位将军爽然应之，只是又热情地希望我能为人民做点事。我断然拒绝说：“我只想当一个老百姓。”两位将军仍不介意，婉言提出：“你不愿工作，或者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我答道：“学习，让我学习一段时间！”

就这样，我住在军区招待所，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年半。

老实说，开始读毛泽东的著作，我读不进去。翻阅注释和人名，却引起了兴趣。因为其中提及的一些人，我非常熟悉。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不由地想到自己跟着蒋介石打了二十多年仗，为什么越走越歪？为什么失败到如此地步？

当时，我还看了不少解放区的报纸，看到共产党强调抓生产，做了许多对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对比之下，蒋管区却民不聊生。如果说，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是进步的话，那么蒋介石实行的是什么主义？他领着我们干了些什么？真是救国救民吗？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人民群众不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却风起云涌地热烈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呢？

我产生了许多疑问。这使我能够冷静下来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他马列主义著作了。越学我越感到毛泽东有学识，有理论，有思想，有办法，是真心实意运用马列主义来救中国的。再想想蒋介石，一比较，他在我心目中黯然失色，他没有头脑，没有什么令人折服的理论，只

会耍手腕，仰仗美国，以势压人，大失民心，结果一败涂地。

一九五二年，我去上海参观，发现上海这个有名的“冒险家的乐阳”经共产党一整治，大变样！真是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什么恶霸、流氓、等等污垢几乎涤荡净尽。正气浩然，人心向着共产党。看到这种盛世，我不禁自责：“郑洞国啊郑洞国,你过去跟错了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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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变了。说到思想转化，我想起自己从东北去上海，路过北京，周总理请我吃饭。当时，聂荣臻元帅在座。总理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洞国，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我愕然了。总理说，那封信是解放军围因长春时写的。总理还讲了信的内容。我听了非常感动，无比后悔地说：“总理呀！如果当时能见到您的信，我转变得可能快一些，不会那样顽固了！”幸好，我终于转变了。

毛主席宴请我这一天，我竟然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元帅和叶帅，还有鹿锺麟将军等早已在座。我刚到，毛主席即迎了过来，同我握手，寒暄，一见面便称赞我的名字颇为响亮。

我本来有些拘谨，毛主席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使我轻松多了。坐定之后，他问我抽不抽烟。我应声说：“抽”，顺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主席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来给我点烟。他是那样随和，亲切，彬彬有礼，毫无国民党当官的那种令人生畏、讨厌的傲慢派头。

这一情景强烈地震撼了我！

在国民党阵营里二十多年，上自蒋介石，下至我的若干上级，谁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毛主席等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官，而是朴实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伟大。

毛主席问我全家的生活情况。我如实答道，儿子还未结婚，刚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在沈阳的一个建筑部门工作。毛主席听了随即说道：“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五十一岁，还很年轻啊！”我一惊，毛主席怎么这样了解我情不自禁地连声答应要好好地为大民服务。越说越随便，不知怎的，我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不甚得体的问题:“您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

好像毛主席也感到我问的太突然，怔了怔，望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毛主席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己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罩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

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有些明白，总是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进来嘛！

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也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了。

那天宴席上，毛主席讲了好些。许多话记不起来了，但我始终难忘是毛主席以其切身的体会开导我又鼓励我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走革命之路。回首往事，我深感共产党确实说话算数，待天以诚！

我被主席所说服。此后，全心全意地参与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直至生命的尽头都为此不懈努力。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去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