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相亲失败，我和女同学抱怨，她把嘴凑到我耳边：要不咱俩试试

01 凤凰牌和永久牌

1985年的夏天，热得像一锅总也凉不下来的绿豆汤。黏稠的空气糊在人身上，撕都撕不下来。我叫陈卫东，二十八了，在红星机械厂当一名光荣的八级钳工。在街坊邻居眼里，这算是个铁饭碗。但在那个相亲比上班还重要的年纪，我这只“饭碗”的成色，显然不太够看。

那天下午，我第三次相亲失败。

介绍人王阿姨把我领到城南一处新建的家属楼。女方叫李莉，在百货公司站柜台，人长得像画报上的明星，眼睛大，烫着时髦的卷花头。她家是三楼，一进门，一股凉气就扑面而来。我愣了一下，才看见客厅角落里，立着一台崭新的“永久牌”单开门冰箱，嗡嗡地唱着歌。

那是我第一次离冰箱这么近。它通体雪白，像个高傲的城里小姐，浑身上下都写着“你高攀不起”。

李莉的父亲，是市建二公司的副主任。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凉衬衫，坐在沙发上，端着一杯飘着茉莉花茶沫子的玻璃杯，从我进门起，眼神就没离开过我脚上那双擦得锃亮的“双星”牌球鞋。那眼神，不像在看一个未来女婿，倒像在审一件有瑕疵的零件。

“小陈是吧？听王姐说，你在机械厂？”他呷了口茶，慢悠悠地问。

我赶紧挺直腰板：“是的，叔叔。我是八级钳工。”我特意加重了“八级”两个字，这是我身上最值钱的标签了。

他点点头，眼皮耷拉着，看不出喜怒。“八级工，不错。技术是傍身的本事。”他顿了顿，话锋一转，“现在厂里效益怎么样？奖金发得勤吗？”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热了。我们厂效益平平，奖金这东西，像天上的云，看着有，落不到自个儿头上。我支吾了半天，含糊地说：“还……还行。”

李莉的母亲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出来，放在茶几上，笑着打圆场：“吃瓜，吃瓜。小陈，别客气。”

我拿起一块，啃得小心翼翼，生怕西瓜汁溅到人家一尘不染的地板上。满嘴的甜，心里却发苦。我能感觉到，那台“永久牌”冰箱的嗡嗡声，像是在替这一家人盘问我：你有房吗？你有彩电吗？你拿什么配我们家莉莉？

果然，没坐够半小时，李莉的父亲就抬手看了看腕子上的“上海牌”手表，说：“莉莉下午还要盘点，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

我像个被赦免的犯人，仓皇地站起来告辞。从头到尾，那个叫李莉的姑娘，除了开头对我笑了笑，就再没正眼瞧过我。她一直低着头，假装摆弄自己的手指甲。

走出那栋楼，夏天的太阳像个大火球，烤得柏油路都泛着油光。我跨上我那辆“凤凰牌”28大杠自行车，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湿棉花。这辆车，是我工作三年，攒了所有工资和奖金买的。车身漆黑锃亮，车铃擦得能照出人影。每天下班，我都要用一块软布，把它从头到脚擦一遍。这是我全部的家当，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最拿得出手的脸面。

可今天，这张“脸面”，在那台“永久牌”冰箱面前，被臊得通红。

我没直接回厂里宿舍，骑着车在街上瞎逛。路过电影院，门口的海报上，刘晓庆正对着我笑。路过公园，小年轻们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整个世界都热热闹*闹的，只有我，像个被挤出来的多余零件，哪儿都安放不进去。

车轮压过路面，链条发出轻微的“咔哒”声。我心里一遍遍地回想着李莉父亲的眼神，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审判。他没说一句重话，但每个字都像一把小锉刀，锉在我那点可怜的自尊上。

我明白，人家不是嫌弃我陈卫东这个人，是嫌弃我这个人背后，空空如也的背景。我爹妈是郊区的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供我读完技校，已经是掏空了家底。我这“八级钳工”的身份，在他们眼里，顶天了也就是个饿不死的手艺人。而他们的女儿，是要配一个家里有“永久牌”冰箱，手腕上戴着“上海牌”手表的干部的。

凤凰，凤凰，终究是飞不上枝头的。而人家，已经是“永久”了。

骑到浑身被汗浸透，我才慢悠悠地往宿舍晃。太阳偏西，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孤零零地投在地上，像一根没人要的电线杆。我把车停在宿舍楼下，从兜里掏出那块擦车的软布，一下一下，用力地擦着车把上的镀铬。那上面，映出我一张苦瓜似的脸。

我心里憋着一股无名火，不是对李莉一家，是对自己。恨自己没本事，恨自己没个好爹，恨自己连让人家正眼瞧一下的资格都没有。

02 弄堂里的风

红星机械厂的单身宿舍，是一排红砖筒子楼。我住在二楼最西头那间。十几平米的水泥地，靠墙一张单人床，一张吱呀作响的书桌，就是我的全部天地。

推开门，一股热浪夹杂着汗味和烟味扑面而来。我把门敞着，希望能透点风进来，可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像砂纸一样刮在脸上。我脱了被汗水浸透的背心，光着膀子，从床底下摸出一瓶“四特”酒，一包“大前门”香烟。

拧开瓶盖，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搪瓷缸子，仰头就灌下去一半。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烧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点上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烟雾缭绕中，我又想起了那台“永久牌”冰箱。它像个沉默的宣判官，宣判了我的死刑。我陈卫东，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在它面前，连个屁都不算。

“咚咚咚。”门被敲响了。

我没好气地喊：“谁啊？”

门口探进来一个脑袋，梳着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一双眼睛笑起来像弯弯的月牙。“陈卫东，又喝上了？”

是林夏。我技校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也分到了我们厂，在后勤科管仓库。她比我小一岁，人很文静，平时话不多，但每次见了我，总会笑。

“有事？”我的语气还是冲得很。

她没在意，径直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喏，上次跟你借的《平凡的世界》，看完了，还你。”她把书放在我桌上，目光落在我面前的酒和烟上，轻轻皱了下眉。“怎么了？相亲又没成？”

我哼了一声，算是回答。把搪瓷缸子里剩下的半缸酒一饮而尽，又给自己满上。“没成正好！人家是干部家庭，住楼房，用冰箱。我算哪根葱？一个破钳工，配得上吗？”

林夏没说话，默默地帮我把敞开的窗户又推开了一点。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工厂的大烟囱吐着黑烟，像一个巨大的、叹息的巨人。

“走，我请你吃饭。”她突然说。

“不去，没胃口。”我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

“去吧，”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持，“我刚发了工资。就当……给我个机会，请劳动模范吃顿饭。”

我去年被评上厂里的劳动模范，这事儿全厂都知道。她拿这个当借口，我没法再拒绝。心里那股邪火，也需要一个地方撒一撒。

我们去了厂门口那家“老胖子饭馆”。饭馆很小，就四五张桌子，墙壁被油烟熏得发黄。老板老胖子见我俩进来，扯着嗓子喊：“哟，卫东，带对象来啦？”

我的脸又是一热，林夏却大大方方地笑了笑：“胖叔，别瞎说。我俩同学。”

我们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林夏点了两个菜，一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又要了两瓶啤酒。

“喝啤的吧，那个不上头。”她把一瓶啤酒放到我面前。

我没作声，拿起瓶子，用牙咬开瓶盖，对着瓶口就吹。冰凉的啤酒顺着喉咙下去，总算把心里的那股燥热压下去一点。

几口酒下肚，我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我把下午相亲的整个过程，从进门看到冰箱，到李莉父亲那轻描淡写的盘问，再到我狼狈地告辞，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我学着李莉父亲的腔调，捏着嗓子说：“小陈啊，技术是傍身的本事啊……”

林夏被我逗笑了，那两只月牙眼又弯了起来。她不怎么说话，就静静地听着，时不时地帮我把酒杯满上。

风从弄堂里穿过，吹在人身上，总算带了点凉意。饭馆里人声鼎沸，划拳的，聊天的，声音大得像吵架。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烦，反而觉得这股烟火气特别亲切。在这里，没人管你家里有没有冰箱，没人用那种审视的眼光看你。大家都是光着膀子喝啤酒的劳动人民，谁也不比谁高贵。

我喝得有点多，舌头也大了。“林夏，你说，我是不是特没用？”我夹起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人家二十八岁，都结婚生孩子了。我还在这儿……跟个没人要的破烂似的。”

“怎么会，”她轻声说，“你技术好，人又踏实，厂里谁不夸你？”

“夸我有屁用！”我把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墩，酒洒出来一些，“夸我能给我变出一套房子？能给我变出一台冰箱？林夏，这年头，人踏实不值钱，值钱的是票子，是房子，是手腕上那块‘上海’表！”

我越说越激动，声音也大了起来，邻桌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林夏的脸有点红，她低下头，小声说：“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我抓起桌上的“大前门”，抖出一根，却半天点不着。手里的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呲啦”，“呲啦”，就是不起火。那小小的硫磺味，在闷热的空气里弥漫开来，闻着让人更加烦躁。

“我跟你说，我就是那案板上的硬骨头，看着有肉，其实一口都啃不动。人家姑娘想找的是红烧肉，一口下去满嘴油，谁有那闲工夫来啃我这硬骨头？”我把没划着的火柴梗往地上一扔，自嘲地笑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别可悲。像个在舞台上卖力表演的小丑，演的都是自己的笑话。

03 耳边的悄悄话

夜色像一块巨大的黑布，把整个厂区都罩了起来。老胖子饭馆门口挂着的灯泡，在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昏黄的光晕，把飞来飞去的蚊虫照得清清楚楚。

我还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从我的农民父母，说到我那间四面漏风的宿舍，再说到我这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一台冰箱。那些平时深埋在心底，连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自卑和怨气，在酒精的催化下，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泻千里。

林夏一直没怎么插话，她只是安静地听着，帮我剥花生，把剥好的花生仁一颗颗放在我面前的小碟子里。她的手指很巧，指甲修得干干净净，不像我，满手的机油味，指甲缝里永远是黑的。

“……所以说，我这样的人，就活该打一辈子光棍。哪个好姑娘愿意跟着我受这个罪？”我说完最后一句，长长地叹了口气，感觉把这二十八年积攒的委屈都吐了出来。

周围的喧嚣好像都离我远去了，我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

我拿起桌上那盒“大前门”，又抖出一根叼在嘴上。大概是手喝软了，火柴盒捏在手里滑溜溜的。我划了好几下，火柴梗都断了，也没能点着。那“呲啦、呲啦”的声音，在寂静的间隙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来吧。”

林夏忽然伸过手，从我手里拿走了火柴盒。她的手很凉，碰到我的手时，我激灵一下，酒醒了一半。

她捏着火柴，在盒边轻轻一划。“呲啦”一声，一小簇橘黄色的火苗“腾”地一下跳了起来。那火光，映在她清亮的眼睛里，像两颗小小的星星。她把手拢成一个杯状，护着那点微弱的火苗，慢慢地凑到我嘴边的烟上。

一股熟悉的硫磺味钻进我的鼻子。我下意识地凑过去，吸了一口。烟头亮了，一缕青烟袅袅升起。

就在那一瞬间，我闻到了另一股味道。不是硫磺，不是烟草，是一种淡淡的、像肥皂又像洗干净的头发的清香。那是从她身上传来的。我们的脸离得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额前细细的绒毛，和她因为喝酒而微微泛红的脸颊。

我的心，毫无征兆地漏跳了一拍。

我赶紧往后缩了缩，有点不敢看她的眼睛。饭馆里不知什么时候安静了下来，老胖子在柜台后打着瞌睡，墙上的电风扇有气无力地摇着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陈卫东，”她忽然开口，声音很低，像怕惊醒什么似的。

“嗯？”我含糊地应着，眼睛盯着桌上的油渍。

“你说的那些……房子，冰箱，彩电……”她顿了顿，好像在组织语言，“是不是有了那些，才算过日子？”

“不然呢？”我没好气地反问，“没那些，连个家都算不上，顶多算个窝。”

她沉默了。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我以为我的话伤到她了，心里有点后悔。毕竟，她也是住宿舍，家里条件也不比我好多少。

就在我准备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的时候，她忽然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那眼神，很亮，很认真，里面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下了很大的决心。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动作。

她把身子往前倾，越过那堆花生壳和啤酒瓶，慢慢地、慢慢地凑到我的耳边。她的辫梢扫过我的肩膀，痒痒的。温热的气息吹在我的耳廓上，带着一丝酒气和她身上独有的清香。

我的整个身体都僵住了，血液好像在那一刻凝固了。我能听见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像厂里的大马力冲床。

然后，我听见一个极轻、极轻的声音，像风吹过树叶，像夏夜的梦呓，钻进我的耳朵里：

“要不，咱俩试试？”

说完，她就迅速地坐了回去，脸红得像块红布，低着头，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再也不敢看我。

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都安静了。只剩下那句话，在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响。

“要不，咱俩试试？”

我叼着那根她帮我点着的烟，忘了吸，烟头的火星一点点地烧到了过滤嘴，烫了我的嘴唇，我才猛地回过神来。

我看着对面那个恨不得把头埋进桌子底下的姑娘，心里翻江倒海。震惊，怀疑，不敢相信，还有一丝……一丝压抑不住的狂喜。

那晚的风，好像一下子就凉快了。吹在脸上，舒服得让人想哭。

04 一辆自行车的婚事

林夏的那句“咱俩试试”，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翻来覆去地想，她是不是喝多了说胡话？还是可怜我，想安慰我一下？

第二天上班，我在车间里坐立不安，手里的锉刀都拿不稳了。好几次，我都想冲到后勤科去找她，问个清楚。可脚下像灌了铅，怎么也迈不开步。我怕，怕那只是我的一场梦，一戳就破。

直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林夏自己来了。她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个饭盒，站在我们车间门口，冲我招了招手。车间里几十号光棍汉的目光，“刷”地一下全集中到了我身上，带着起哄的笑。我的脸瞬间烫得能煎鸡蛋。

我几乎是逃一样地跑了出去。

“给你的。”她把网兜递给我，眼睛不敢看我，“我妈今天送来的饺子，猪肉白菜馅的。”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心里那块悬了一天的大石头，好像终于落了地。她没忘，也不是在开玩笑。

“昨晚……你说的话……”我鼓足了勇气，声音却小得像蚊子叫。

“我没喝多。”她抢在我前面说了，脸还是红的，但眼神很坚定。“陈卫东，我觉得你是个好人。过日子，不就是找个好人吗？”

好人。我又想起了那块“啃不动的硬骨头”。原来，在她眼里，我这块骨头，是值得啃的。

我们就这样“试”了起来。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我们的约会，就是在厂区里散散步，或者去电影院看一场五毛钱的电影。更多的时候，是我骑着我的“凤凰”，载着她，去郊区的河边。她坐在后座上，轻轻地扶着我的腰。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皂角香，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那时候的人，过日子就像往存钱罐里塞钢镚儿，攒的是踏实，不是心跳。

三个月后，我们决定结婚。

我跟父母说了，他们高兴得合不拢嘴，立刻就要把家里仅有的那点积蓄拿出来，给我办彩礼。我拒绝了。我知道林夏不是冲着这些来的，我也不想让她一进门，就背上还不清的人情债。

我找到林夏，跟她商量：“小夏，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三转一响，我一样也拿不出来。委屈你了。”

她正在灯下给我织毛衣，闻言抬起头，笑了：“谁说你拿不出来？你不是有辆‘凤凰’吗？我也有工资，我自己买一辆。以后，咱俩一人一辆，并排骑着去上班，多气派。”

我看着她，眼眶一热。一个姑娘家，不要彩礼，不要酒席，就图我这个人，图我这辆破自行车。我陈卫东何德何能？

我咬了咬牙，把我工作这几年攒下的所有钱都取了出来，一共三百二十七块五毛。我揣着这笔“巨款”，跑遍了全城的百货商店，最后，在人民商场，买了一辆崭新的“飞鸽”牌女士自行车。淡绿色的车身，小巧玲珑，配着一个精致的车篮。

我把车推到她宿舍楼下的时候，她正和几个女同事说说笑笑地走出来。看到那辆新车，她愣住了。

“给你的。”我把车把递到她手里，像献上一份最贵重的礼物，“以后，我的‘凤凰’载你，你的‘飞鸽’载着我们的日子。”

她眼圈红了，当着她那么多同事的面，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喧闹的酒席。我们就去街道领了张证，请双方的父母和几个要好的同事，在“老胖子饭馆”吃了顿饭。那天，老胖子特意给我们加了两个菜，一个红烧鲤鱼，一个四喜丸子，嘴里不停地喊着：“早生贵子！早生贵子！”

婚后，我们仍然住在我的那间单身宿舍里。只是，屋里多了一张小床，是林夏的。我们把两张床并在一起，中间隔着半尺的距离。屋子小，但因为多了个人，好像一下子就满了。

林夏是个极爱干净的姑娘。她把我们的小屋收拾得井井有条。我的臭袜子不再随处乱扔，书桌上的工具书也摆放得整整齐齐。她还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放在窗边。从此，那“嗡嗡嗡”的缝纫机声，就成了我们家最动听的背景音乐。她给我们俩做新衣服，给床单缝上漂亮的花边，甚至还学着给我的旧工装打补丁，补丁的样子都方方正正，特别好看。

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觉得，我欠林夏的。她这么好的一个姑娘，跟着我，住这么小的屋子，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我得拼了命地对她好，拼了命地挣钱，让她过上好日子。我要让她知道，她没有选错人。

我工作更卖力了。车间的活儿，别人不愿干的，我抢着干。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每个月发了工资，我一分不留，全部交给她。看着她把那些零零碎碎的票子，一张张抚平，小心地放进一个小铁盒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那辆“凤凰”和那辆“飞鸽”，每天都并排停在宿舍楼下。早上，我们一起推着车出门。晚上，我又骑着“凤凰”，去厂门口接她下班。她坐在后座上，有时候会把脸轻轻地靠在我的背上。夏天的风，冬天的雪，我们就这样，在两辆自行车的“咔哒”声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以为，这就是我能给她的，最好的生活了。我以为，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能给她买上冰箱，买上彩电，让她过上像李莉那样的日子。我把这当成我的责任，我的债。

05 漏水的屋顶

日子像自行车的链条，一节扣着一节，平淡无奇地转动着。转眼，就到了九十年代末。

我们的儿子陈念，已经长成了一个半大小子，学习成绩很好，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我们也从当年的单身宿舍，搬进了厂里分的筒子楼套间。虽然还是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好歹有了两间房，一间我们住，一间给儿子。

这些年，我凭着一股拼劲，从八级钳工干到了车间副主任。林夏也还在后勤科，仓库里的那些零件，她闭着眼睛都能摸出是哪个型号。我们的日子，就像那台用了十几年的缝纫机，虽然旧了，但还能“嗡嗡”地转着，缝缝补补，勉强维持着体面。

可时代的链条，转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厂里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下岗的浪潮像乌云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心头。我的工资已经好几个月没全额发了，林夏的奖金也变成了空头支票。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连着下了半个多月的梅雨，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我们那间朝北的卧室，屋顶开始漏水。先是墙角洇出一片黄豆大的水渍，慢慢地，水渍越扩越大，最后，开始顺着墙角往下滴水。

“滴答，滴答”，像个永远也关不紧的水龙头，敲在人的心上，烦得要命。

我找了几个盆和桶，放在墙角接水。每天早上起来，都能接上小半盆。林夏拿旧毛巾把地板擦干，叹口气说：“卫东，得找人修修了。再这么漏下去，墙都要泡坏了。”

“修，修，拿什么修？”我正为儿子上大学的学费发愁，一听这话，火气就上来了，“厂里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让我上哪儿弄钱去？”

林夏没说话，默默地拧干毛巾，又去摆弄她的缝纫机了。那“嗡嗡”声，在“滴答”的雨声中，显得特别单薄。

又过了几天，雨越下越大。半夜，我被一阵哗啦啦的声音惊醒。开灯一看，屋顶那块石灰皮被水泡得掉了下来，砸在地上，摔得粉碎。雨水直接从那个窟窿里灌进来，墙角接水的盆早就满了，水漫了一地。

我手忙脚乱地起来，找来家里所有能装水的容器，连锅都用上了。林夏也披着衣服起来帮忙。我们俩在漆黑的屋子里，踩着冰冷的积水，狼狈得像两只落汤鸡。

“这日子，真他妈的没法过了！”我把一个接满水的脸盆重重地墩在地上，水溅了我一身。积压了多日的烦躁、焦虑和无力感，在那一刻，彻底爆发了。

“陈卫东，你冲我发什么火？”林夏的声音也带着哭腔，“这天要下雨，难道是我的错吗？”

“是，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没本事！是我没能耐！”我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在小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声音大得把隔壁屋的儿子都惊醒了。

“爸，妈，你们别吵了……”陈念揉着眼睛，站在门口，怯生生地说。

我没理他，指着那漏水的屋顶，对着林夏嘶吼：“你看看！你看看这叫什么家？屋顶漏了都没钱修！我陈卫东算什么男人？我让你跟着我，过了十几年这种日子！”

“我没觉得苦！”林夏也提高了声音，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住多大的房子，要用多好的东西！”

“你没想过？你那是说不出口！”我被怒火冲昏了头，口不择言起来，“哪个女人不想过好日子？你当年跟我，不就是看我老实，觉得能凑合过吗？你要是嫁给别人，嫁给那些有本事的，至于跟我在这儿受这个罪吗？”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林夏愣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她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变得惨白。屋子里死一般地寂静，只剩下窗外的雨声和屋顶的“滴答”声。

过了很久，很久，她才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陈卫东，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以为，我以为我们是在一起过日子。可原来在你心里，你一直在‘还债’。”她惨然一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这辈子……就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让你不后悔！可我没本事！”我终于说出了那句压在我心底十几年，像石头一样沉重的话。我的声音也哽咽了，“我不想让你被人看不起，不想让人家说你林夏瞎了眼，找了个没用的男人！”

林-夏-沉默地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走到窗边，关掉了那台一直在“嗡嗡”作响的缝纫机。她转过身，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陈卫东，我的好日子，不是屋顶不漏水。”

“我的好日子，是你别总觉得欠我的。”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后悔的，是你。你从来，就没信过我。也从来，没信过你自己。”

那一晚，我们没有再说话。雨下了一夜，屋顶漏了一夜，我的心，也像那个屋顶，破了一个怎么也补不上的大洞。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以为我在用一辈子对她好，其实，我是在用一辈子，折磨她，也折磨我自己。

我以为她跟我凑合，后来才明白，她是在用一辈子，治我的“不配”。而我，却亲手把她给的药，当成了毒。

06 生锈的链条

时间是最好的瓦匠，它能把漏水的屋顶补上，也能把心里的窟窿，慢慢地填平。

那次争吵之后，我们冷战了很久。谁也不跟谁说话，家里安静得可怕。后来，还是儿子陈念，拿着他考上大学的通知书，打破了僵局。我们俩看着那张红色的纸，都哭了。为了儿子的学费，我们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林夏的那台“蝴蝶牌”缝纫机。

买走缝纫机的是收旧货的。那人把它搬上三轮车的时候，林夏站在窗边，看了很久。我走过去，从后面轻轻地抱住她。她没挣扎，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卫东，”她轻声说，“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下岗潮，再就业，儿子的大学，儿子的工作，儿子的婚事……我们就像两只在风浪里颠簸的小船，互相依偎着，总算都挺了过来。

一晃，又是二十年。

我们都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儿子在北京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好几次要接我们去北京住，我们都拒绝了。离不开这栋住了大半辈子的筒子楼，离不开这里熟悉的街坊和味道。

那辆我当宝贝似的“凤凰”28大杠，早就不骑了。它被我搬到了院子里的角落，风吹日晒，车身的黑漆已经剥落，露出了底下暗红色的铁锈。链条锈死了，脚蹬子也掉了一个，像个功成身退、满身伤痕的老兵。

一个秋天的午后，阳光暖洋洋的，一点也不晒人。我搬了张小马扎，坐在院子里，看着墙角那辆生了锈的自行车发呆。阳光照在上面，那些铁锈仿佛都镀上了一层金边。

我又想起了1985年的那个夏天，我骑着崭新的它，穿过燥热的街道，心里充满了屈辱和不甘。又想起了那个夜晚，林夏坐在后座上，把脸贴在我的背上。那时候，我的背还很直，蹬起车来，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

一辈子，好像就是蹬几下脚蹬子的功夫，就过来了。

我从兜里摸出烟盒，抖出一根烟叼在嘴上。人老了，手也开始不听使唤，抖得厉害。我掏出火柴盒，划了好几下，那火柴梗不是断了，就是划出的火苗一闪就灭，根本点不着烟。

“呲啦——”

一声清脆的声响，一簇稳定而明亮的火苗，在我眼前跳动起来。

是林夏。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手里拿着我那个火柴盒。她用她那双布满皱纹、但依然很稳的手，帮我点着了烟。

火光映着她满是银丝的头发，和眼角深刻的皱纹。那些皱纹，像一圈圈的年轮，刻着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缓缓吐出。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像一朵绽开的菊花。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回屋里去了。

我坐在那里，夹着烟，看着墙角那辆生锈的自行车，看着地上被阳光拉长的、我和马扎的影子。忽然之间，心里那块压了几十年的大石头，好像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什么“不配”，什么“亏欠”，什么“还不清的债”，在刚才那“呲啦”一声的火柴声里，都变得无足轻重。

我们这一辈子，没住过大房子，没开过小汽车，连那台“永久牌”冰箱，也是儿子后来给我们买的。我没能让林夏过上她“本可以”过上的好日子。

可什么，才算是好日子呢？

是屋顶不漏水吗？是家里有三转一响吗？

或许，好日子就是，当你想抽根烟，手抖得划不着火柴时，有个人，会走过来，一声不响地，帮你点上。

那簇小小的、温暖的火苗，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