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担任红军总政委一职的，有三人，他们是谁？

【1931年冬夜，瑞金】“总政委是谁？这个职务太关键，得选最合适的人。”一名年轻警卫压低嗓子向伙伴嘟囔，篝火在风口摇晃，火星四散。

红军的“总政委”，说白了就是整支红军的政治首脑。司令员发号施令，总政委保证方向正确，两人相辅相成。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从1927年到1937年，烽火连天，然而这一顶“总政委”的帽子，仅仅落在三个人头上。人换了，制度却始终不变——党指挥枪。

镜头先回到1927年盛夏。南昌城枪声一响，旧世界有了裂缝。紧接着秋收起义杀向湘赣，井冈山的雾气迎来了大批拖着疲惫脚步的战士。新生的工农武装在这里完成第一次大融合：朱德、毛泽东并肩站在山巅，决定把各路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负责打仗；总党代表则是毛泽东，负责立思想、抓士气。这个“总党代表”，正是后来“总政委”的雏形。

1928年夏，红四军扩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正式被确认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他是第一人。井冈山物资匮乏，战士们经常一天两餐野菜，毛泽东却抓得最紧的不是吃，而是宣传鼓动。一张油墨未干的《布告》贴出去，老乡把门板拆下来当担架，年轻佃农主动报名参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这一时期反复试行、写定、推广。没有这些规矩，农民军顶多是一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队伍；有了这些规矩，才有后来能穿越半个中国的长征大军。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中央苏区建立后，军内外矛盾骤增。作战节奏快，后勤跟不上，批评声音四起。1932年春，中央决定调整军政高层，毛泽东让出总政委岗位，由周恩来接手。原因很简单：周恩来擅长统筹，谈判、监督、协调一肩挑，正需一个善于平衡各派的灵活人物。

周恩来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推行“分区负责制”，把政治工作和作战任务挂钩。前线连续作战，他就干脆把政治部拉到阵地附近，兵不回营，干部先到位。1933年赣州保卫战，叶剑英回忆，“周副主席把油灯提到战壕里给大家讲最新指示，伤员听着听着就嚷着要上火线。”这种现场政治动员，听上去平常，事实上救活了士气，也巩固了中央对各纵队的掌控。

1935年夏季，长征进入阿坝草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兵力对比三比一，张国焘人多枪多，底气也足。张国焘开会时频频提出“另立中央”，态度强硬。为了避免内部分裂，周恩来把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自己退到常委幕后。“你人多就让你当总政委，接着北上吧。”这是最小的让步，也是最大的冒险。

遗憾的是，张国焘上任后仍旧坚持南下。川西道路崎岖、军阀环伺，他却认定那里“插竿就能立基业”。随后的分兵行动让红军付出惨重代价：饷草短缺，折损上万人。1936年初，张国焘被迫北走甘孜与中央再会，他的总政委生涯只留下一摞未执行完的电文。

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央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总政委的称呼也随之淡出。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三个名字，三段经历，串起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线与面。没有严密的政治领导，土地革命战争撑不到十年；也正因这套机制后续保存下来，人民军队在抗战、解放战争中才能不断升级。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总政委频繁更换、制度摇摆不定，红军还能否完成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答案恐怕并不乐观。三位总政委的更迭，看似个人浮沉，实则印证了一个朴素道理：军队必须在统一意志下行动。队伍可以临时让位，原则却绝不能让步，这正是那十年风雨里最硬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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