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国民党陆军中将,临刑前突然要求打两个电话——第一个拨给昔日上级、如今的台湾“国防部部长”顾祝同,第二个想打给家人,可结果一个没等来回应,一个刚接通就被掐断。这个人名叫吴石,很多年后,人们才知道他是潜伏在敌人心脏、为国家统一拼过命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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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是福建闽侯人,1894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大学,学的是参谋专业,论资历在国民党军里算老派技术型将领。抗战时期他没去前线带兵,而是在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本部当参谋,负责制定对日作战的战略计划,比如第三战区的防御方案,因为做事严谨、不搞派系,军衔慢慢升到中将,可在国民党里始终不算“红人”——他不跟人拉关系,连蒋介石身边的人找他要情报,他都敢直接拒绝。
1946到1949年,吴石任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49年8月,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后,他才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个职位能接触到台湾全部的防务部署,小到驻军编制,大到沿海防御工事位置,都是核心机密。那时候他看着国民党官员忙着把金条、房产转移到台湾,前线士兵却连棉衣都穿不上,心里早就憋着火——他跟同乡、地下党员何遂私下聊过好几次,何遂跟他讲解放区的百姓能吃饱饭、能上学,讲共产党要统一国家的主张,吴石越听越觉得,这才是中国该走的路。1949年秋天,他偷偷跟何遂说:“我手里的这些东西,要是能帮上统一的忙,就算丢了命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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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吴石开始悄悄整理情报。他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台湾驻军编制表》抄在很小的纸上,藏在公文包夹层里。党组织知道后,派朱枫去台湾对接情报,但为了安全,两人从没见过面——所有情报都由吴石的作战参谋聂曦(陆军少校)传递,聂曦把情报放在公文包最底层,假装送公文,偷偷交给朱枫。1949年12月,朱枫想把最后一批情报缝在棉袄里,从基隆港坐船经香港转去大陆,可还没出发,意外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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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不仅供出了吴石、朱枫,还把整个地下党组织的名单都交了出去。根据台湾解密档案记录,1950年3月1日早上,吴石像往常一样穿着军装去国防部上班,刚走进办公室,几个特务就冲进来亮出逮捕令——那天不是2月28日,只是离“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很近,后来有人记错了时间。在牢里,特务用了刑,逼他供出更多人,吴石脸上、手上都有伤痕,可他只承认自己传递过情报,说“我做的是为国家统一的事,没什么好招的”,其他半个字都没多讲。
他的妻子王碧奎去探监时,看着他受伤的样子哭了,吴石反而劝她:“别哭,我没做错,孩子们长大了会明白的。”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活不成了,没提过一句害怕,只让妻子好好照顾三个孩子,别让他们忘了“中国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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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0日上午,台北天气特别热,吴石被判处死刑,要在马场町刑场执行。临刑前,他跟狱警说想打两个电话,狱警请示上级后,不太情愿地把电话递了过来。第一个号码拨给顾祝同——顾祝同是他的老上级,以前在军委会共事时,顾祝同很欣赏他的才干,还帮他挡过几次派系排挤。吴石觉得,就算顾祝同不帮他,至少会听他说句话,解释自己不是“叛国”,只是想让国家早点统一。
电话接通后,顾祝同的秘书说“部长正在开军事会议,没空接”,让他留言。吴石握着话筒顿了几秒,想说的话很多,最后只说了句“麻烦转告顾部长,我吴石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中国人”。挂了电话,他坐在旁边等了十几分钟,没等来回电——他心里清楚,在“反共”的大帽子下,老上级不会为他出头,旧情早被政治立场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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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拨了第二个号码,是家里的电话。铃声响了三声,他听见妻子王碧奎的声音:“喂?是阿石吗?”刚要开口说“照顾好孩子们”,电话突然被“咔”地掐断了。再拨过去,已经打不通了。后来王碧奎回忆,那天家里一直有特务盯着,电话接通后,特务一把抢过话筒挂断,还警告她“再敢接,连你一起抓”。吴石拿着没声音的话筒,手指在听筒上摩挲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放下,对狱警说了句“走吧,不用等了”。
当天上午10点,吴石和朱枫、陈宝仓、聂曦一起被押到马场町刑场。他穿着整齐的军装,头发梳得很整齐,面对枪口时没皱一下眉。行刑前,他朝着大陆的方向望了几秒,嘴里轻轻念着什么,没人听清。后来人们在他的狱中遗物里,发现了一张从烟盒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那是他写给父亲的,意思是自己没丢吴家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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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大陆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台北马场町也立了纪念牌,上面刻着他和其他烈士的名字。现在再想起他临刑前那两个电话,才明白:第一个电话,他要的不是求饶,是一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理解;第二个电话,他要的不是安慰,只是想跟家人好好说声“再见”。可在那个分裂对抗的年代,连这点小小的愿望都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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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从来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也不是为了被人记住名字。他们靠的是心里的信仰——相信总有一天,台湾会回到祖国怀抱,两岸同胞能一起过安稳日子。今天我们聊起吴石,聊起那些没留下名字的地下党员,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想记住:国家统一不是一句口号,是无数人用生命铺出来的路。他们的丹心,早已经刻在两岸共同的记忆里,刻在“一个中国”的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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