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被中统特务逮捕，蒋介石无奈出面营救：他是我的女婿

有些人的身份，复杂到你理不清头绪。

就像1946年南京的这个冬天，中统的特务们就碰上了一个硬茬。

他们抓了个人，叫陆久之，按理说是个“汉奸”，最近又跟共产党走得近，这种人进了中统的门，不死也得脱层皮。

可怪就怪在这儿，人抓进来了，关在陈果夫以前的别墅里，好茶好饭伺候着，就是不审。

特务头子们心里有谱，这是攻心战，想让陆久之自己先扛不住，把肚子里的货全倒出来。

他们算盘打得响，却算漏了一件事。

陆久之的老婆，叫蒋瑶光。

这名字一听，就有点说头，她是蒋介石早年夫人陈洁如的养女。

蒋瑶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托人，连她丈夫以前的靠山汤恩伯都躲着不见。

眼看路都堵死了，她那位极少抛头露面的养母陈洁如，发话了。

“走，我们直接去找他。”

这个“他”，指的就是蒋介石。

黄埔路上的官邸，门禁森严。

陈洁如进去后，没哭也没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从随身的手袋里摸出一块金表，搁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这块表不一般，背面刻着两个名字，是二十多年前，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刚起家那会儿，送给她的。

那是他们俩的定情信物。

“介石，”陈洁如开口了，声音很平，听不出太多情绪，“我今天来，不为别的。

我的女婿陆久之，要是真犯了法，有真凭实据，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没二话。

可现在这样不明不白地关着，算怎么回事？”

蒋介石的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那块金表，手指头在桌上轻轻划拉着，好像在触摸那冰凉的刻痕。

当年的山盟海誓，后来送她去美国时的诀别，这么多年心里的那点亏欠，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他半天没说话，最后抬起头，冲着旁边的秘书摆了摆手：“通知中统，放人。

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不要再查了。”

一道手谕，让中统那边所有的计划都成了废纸。

他们恐怕到死都想不明白，一个板上钉钉的“共党嫌疑”，怎么就能让“委座”亲自下令放人。

而这个被蒋介石“高抬贵手”的陆久之，他的故事，远比这出“金表救夫”要复杂得多。

陆久之，1902年生在湖南长沙。

他爹陆翰，是前清的知府，后来跟着孙传芳混，当上了军法处长，家里不差钱。

按说这种家庭出来的，不是提笼架鸟就是吃喝嫖赌，可陆久之偏偏是个另类。

别的小孩满地跑着玩的时候，他就喜欢跟在他爹屁股后头，在衙门里转悠。

他看到的不是官老爷的威风，而是衙役怎么对老百姓呼来喝去，怎么把人往死里逼。

他会扯着他爹的袍子问，为啥要欺负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人。

这种骨子里的不平，是他一辈子的底色。

到了十几岁，家里的兄弟们都在琢磨去哪听戏、去哪找乐子，他却把自己关在屋里，偷偷看《新青年》。

陈独秀那些人的文章，他翻来覆去地看，嘴里念叨着：“中国得这么走才对。”

他爹陆翰看在眼里，气不打一处来，指着他鼻子骂：“我看你是中了邪！

我陆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18岁那年，父子俩大吵一架，陆久之揣着身上仅有的几块大洋，头也不回地跑去了上海。

他没去找他爹那些当官的朋友，反倒一头扎进了杨树浦的纱厂，当了个学徒。

那地方可不是人待的，空气里全是棉絮和汗臭，机器震得地都发抖。

他亲眼看着工友干着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活，工钱还被工头克扣，累倒在机器旁，换来的不是关心，而是几句咒骂。

书上写的那些“阶级”、“压迫”，一下子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烙在他心里的疼。

他正为工友们抱不平的时候，认识了厂里的工程师蔡叔厚。

蔡叔厚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说话慢条斯理。

陆久之跟他诉苦，说工友们的工钱又被吞了。

蔡叔厚听完没多说，过了几天，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居然帮大伙儿把钱要了回来。

这一下，陆久之对蔡叔厚佩服得五体投地。

俩人走得近了，陆久之才慢慢发现，蔡叔厚开的那个小电器公司，根本不是做生意的，那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

蔡叔厚也看出来了，这个富家少爷心里有团火，是个能成事的人。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给陆久之讲革命的道理，陆久之听得入了迷，感觉自己前半辈子都白活了，这才是他要找的路。

他主动提出来，要加入他们，干啥都行。

于是，从散发传单、运送些文件开始，他成了组织里的一员。

1927年，上海滩风云突变，蒋介石翻了脸，满大街都是抓共产党的人，血流成河。

陆久之因为家庭背景太扎眼，加上他一直干的都是外围的活，身份没暴露。

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给了他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利用他的家世，打进国民党内部去。

从那天起，陆久之就活成了两个人。

白天，他是国民党调查部门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跟那些官僚特务称兄道弟，喝酒打牌；到了晚上，他关上门，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把白天听来的只言片语，整理成有用的情报，再想办法送出去。

每天都像在演戏，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1929年，他参与护送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结果任务失败，佐野学被捕。

陆久之虽然跑得快，没被抓住，但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了。

组织上当机立断，让他去日本，一来是避风头，二来是让他继续学习，换个地方发挥作用。

到了日本，陆久之就像鱼回到了水里。

他先是进了铁道学院，后来又考上早稻田大学，还弄了个上海《申报》驻日记者的身份。

这个身份太好用了，让他能名正言顺地跟日本军政圈子里的人打交道。

在那些酒会上，他端着酒杯，满脸堆笑，凭着过人的眼力见和一张巧嘴，总能从那些喝高了的日本军官嘴里，套出些零零碎碎的消息。

有一次，一个参谋本部的小官僚酒后吹牛，说漏了日本陆军正在秘密向中国东北运送一批军火。

陆久之心里一惊，面上不动声色，回头立刻就把这个要命的情报发了回去。

抗战一爆发，他奉命回到上海。

那时候的上海已经是“孤岛”，日本人和汉奸横着走。

组织给他的新任务更悬：想办法混进汪精卫的伪政府里，继续搞日军的情报。

为了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亲日派”，他在霞飞路上开了家歌舞厅，每天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跟日本军官和汪伪的大小汉奸们混在一起。

在靡靡之音和觥筹交错的掩护下，他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那些写在戏票背面，用米醋显影的情报，不知道让苏州河对岸的新四军，躲过了多少次日军的围剿。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

像陆久之这种公开的“汉奸”，按理说第一时间就该被抓起来清算。

可偏偏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大人物保他，这人就是汤恩伯。

原来，汤恩伯早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学费就是陆久之的父亲陆翰资助的。

冲着这份老交情，汤恩伯一到上海，立马就给了陆久之一个“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

这个身份，成了陆久之最好的保护色。

顶着这个名头，他在汤恩伯的眼皮子底下，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娶了蒋瑶光。

那时候陆久之已经44岁了，因为身份特殊，一直单着。

有人给他介绍了陈洁如的养女蒋瑶光。

蒋瑶光的身世也苦，她的前夫是个日本间谍，抗战胜利后卷了钱跑了，扔下她和两个孩子。

陆久之在静安寺旁的咖啡馆里第一次见她，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人很安静，但气质很好。

陆久之被打动了，他跟蒋瑶光说得很实在：“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姓蒋。”

就这么一句话，让漂泊半生的蒋瑶光找到了依靠。

婚后没多久，细心的蒋瑶光就发现丈夫总有些神秘的活动。

等陆久之向她坦白了一切，她没有害怕，反而平静地说：“以后，我给你打掩护。”

第二件，是办了份《改造日报》。

当时上海有上百万等着被遣送回国的日本战俘和侨民，怎么管这些人，让国民党当局一个头两个大。

陆久之就给汤恩伯出主意，说可以办份报纸，用中文和日文发行，对这些日本人进行和平思想教育。

汤恩伯一听，觉得这是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显得自己很有“教化”之功，当即拍板同意，还自己挂了个董事长的名。

陆久之心里清楚，这哪是给日本人看的，这根本就是我党在上海的一个公开宣传阵地。

他找来了一批进步文人当编辑，还请动了郭沫若、茅盾、田汉这些左翼文化名人给报纸写稿子。

《改造日报》一出来，文章篇篇犀利，直指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阴谋，在上海滩引起了巨大轰动，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争相传阅。

这把插在国民党心脏上的刀子，终究还是惹来了麻烦。

被关在上海的日本战犯头子冈村宁次，给何应钦写信告状，说《改造日报》在“赤化”日俘。

何应钦把汤恩伯叫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汤恩伯压力山大，虽然想保陆久之，但也没那个胆子了，只好下令把报纸给停了。

报纸是停了，但中统的黑手，已经悄悄伸向了陆久之。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从南京那栋别墅里出来，陆久之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组织的秘密联络点，把中统的审讯方式、关押地点这些细节，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为其他同志提供了宝贵的预警。

2008年，这位一辈子戴着好几副面具生活的老人在上海去世，活了106岁。

陆久之口述，陆人、朱达成整理：《红色“驸马”陆久之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文史精华》编辑部：《文史精华》2008年第10期，文章《“红色驸马”陆久之的传奇人生》。

师东兵：《短暂的春秋：蒋介石的败亡》，红旗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