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副总理之女，联系父亲生前好友却遭嫌弃，苦笑：他们都讨厌我

她出身革命世家，父亲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是全国妇联主席，舅舅舅妈更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先驱，家世显赫得令人咋舌。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家境如此显赫的人，晚年却拿着厚厚的电话本，翻找父亲生前的老友求助，却频频被拒，甚至连电话都不敢接。

以至于后来她苦笑着对记者说：“他们都讨厌我。”这是怎么回事？一个革命世家的后代，为何落得如此境地？

出身革命世家，从小就参与革命事业

李特特的外婆葛健豪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16岁结婚，生下三儿两女，但丈夫却整天游手好闲，不做正事，她对此非常失望。

受到闺蜜秋瑾投身革命，波澜壮阔的事迹影响，一个坚定的想法在她心中油然而生，她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像秋瑾一样的人，为中国革命事业做贡献。

她卖掉了自己娘家陪嫁的嫁妆，又四处奔走借钱，准备带着自己的几个孩子去省城学堂读书。在这之后，为了更一步精进学业，她又带着几个孩子远赴法国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赴欧留学的小脚老太太。

1923年，她的女儿蔡畅和李富春在法国结婚，不久后竟意外有了身孕。蔡畅知道怀孕后第一想法便是打掉，当时他们正投身革命事业，怀孕会耽误很多事情。

但葛健豪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她知道女儿有顾虑，为了让女儿放心也能更好的投身革命事业，便安慰女儿，这个孩子生下来由自己抚养。

终究是自己的孩子，蔡畅就是再不愿要也是百般不忍的，加上葛健豪的强烈坚持，她把孩子生了下来，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所以为其取名为李特特。

一生完孩子，蔡畅便毫不犹豫的去做了结扎手术，李特特成为了她们夫妻唯一的女儿。

李特特一出生，蔡畅便把她交给了母亲抚养，因为自己和丈夫则要接受组织的安排，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而葛健豪则是带李特特回了湖南老家生活，这一呆，便是四年。四岁那年，李特特终于见到了父母。

当时，蔡畅和丈夫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而她们家则被设为了联络点，为了更好地伪装，她们将李特特还有外婆接来上海生活。

尽管一家人团聚，但李特特还是很少见到父母，由于革命需要，她们很少回家，偶尔回家也是伪装成各种样子，把年纪尚小的李特特吓的不行。

父母一直在外奔波，而她和父母的相聚也更多是搬家的过程中。渐渐的，李特特适应了这种生活，每当父母喊她收拾行李时，外婆负责安全存放机密文件和经费，而李特特则将外婆在搬迁中烧掉的文件放入满满一盆水中，然后倒进马桶。

从一次到两次，再到五次三番，每次搬家后，李特特都要更换姓氏。她不明白为何母亲要让她撒谎，每次愤怒地询问时，只能得到一句“小孩子不要总问为什么，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

在李特特的年幼心灵中，她无法理解母亲为何总是将自己独自留在家中。她误以为母亲不喜欢自己，对于母亲投入工作的全心全意，她只看到了被抛弃的寂寞。

直到长大后，她渐渐理解了父母工作的特殊性，她才知道父母这样做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是为了躲避特务的追捕。

1931年，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李富春和蔡畅只好离开上海，而李特特也被送回了湖南老家，李特特再次离开了父母，母亲严厉的样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国际儿童院，主要培养一些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后代，而李特特自然成了其中的一员。

在这异国他乡，虽然偶尔会觉得孤单，但是李特特童年的经历锻炼形成了她坚韧的性格，在这里，她与一些像她一样的革命后代成为了朋友，过了一段相对来说还算安逸的生活。

然后不久之后，苏联卫国战争就爆发了，李特特和儿童院里的其他朋友每天都要参加沉重的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

十七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斤，还要挖战壕。当时正是冬天，土地被冻得非常硬，李特特的手时常被磨出血，吃的也只有一块又黑又硬的面包。

她还要负责在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它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每天收集断胳膊断腿然后埋掉。

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工作训练繁重，但她从不抱怨，只是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获得了“马克西姆机关枪手”的光荣证书。

2.为国奉献，投身北方，西部

1948年，李特特成功考入了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在这她和一个俄罗斯小伙结了婚，生下一子。

1952年，她顺利完成学业携夫带子回国，尽管父母当时已经是国级机关干部，但她没有享受任何特权。

而是出于专业需要，主动提出要去农村实践，以便更好地了解国内情况。但当时国家非常需要人才，并没有立刻派她去农村，而是将她派驻到了农科院从事研究工作。

但李特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得知国务院决定在苏联的协助下，兴建一个大型谷物农场，即北大荒计划，她毫不犹豫的报了名，带着只有三个月的二儿子远赴北方。

在这之后，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当时中苏关系的恶化，李特特和丈夫离了婚，选择独自抚养孩子。

李特特在这样平凡的生活中过了一年又一年，在她晚年离休后，国家为李特特配备了保姆，她的居所是宽敞的三居室，即使她不愿意宅在家里，出去游山玩水，退休金也是绰绰有余。

但她却做了件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事情，她散尽家财积蓄，选择下乡扶贫。1988年，李特特成为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

和其他扶贫的人不太一样，有人形容李特特的工作是“一脚落地，一手通天”。她一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省市区领导或北京的头头脑脑们，还有一些企业家说情、要钱；

一边将得来的“好处”转给最底层村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

以至于后来有人连她电话都不敢接，纷纷对她避之不及。84岁的李特特在接受采访时跟记者回忆道：“我爸爸以前和他们关系都很好，经常往来，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都有，不过现在有些人很害怕接我电话，都讨厌我了，因为我找他们就一件事——‘化缘’。”

对她这种行为，不是所有人都看好，很多人风言风语：“老人家年事已高，可能脑子糊涂了，好好的生活不过，非要瞎折腾。”

对此，她总一笑置之，时常念叨：“难道让我天天坐在家里等死啊？人怎么能这样活着！现在有些人富得流油，一顿饭不知吃掉多少钱，可还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

她的一生起起伏伏，或许是受到独特家庭背景的激励，她总是闲不下来，觉得自己不做点什么都对不起家里人。

面对记者采访时，她平静地说：“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

现在国家和平，人们生活总体向上，但还是有一些人在贫困当中，李特特看到了他们生活的苦，面对这种困境，她坚定的表示：“我是革命家的后代，父辈们未完的事业我要继续，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最好方式！”